圖：余士渭與其作品 受訪者供圖

　　皇冠，不僅是權力的象徵，更是「禮器與皇室」的最高藝術和工藝水平的結合。一位中國工匠的作品用創新的傳統西方工藝手法，打造出美輪美奐的皇冠，為歐洲皇室所賞識和收藏，成為工藝美術圈內的亮點。在沒有任何信息引導，也沒有「高人」指點的情況下，留學期間的一份零工，造就了「琺瑯匠人」余士渭與琺瑯器的不解情緣。

　　作為上海「海派金銀掐絲琺瑯器」的創始人，為琺瑯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關鍵作用。在余士渭看來，琺瑯工藝的複雜與製作理念的純粹，產出的正是「匠人」的心血結合。而把東西方文化結合，鍛造更好的琺瑯文化平台，則是余士渭一直致力所為。

　　余士渭出生在上海。一九八○年，他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工藝美術系，就學期間，其作品入選了國家重點藝術學院巡迴展覽。而從一九八三年起五年時間，他分別到美國紐約聯合藝術學院、紐約大學皇后學院、紐約西班牙研究所繼續學習深造，八七年作為特殊人才定居美國紐約。八八年，他在上海市政府相關部門的協助下，合資建立了專門從事生產「金銀掐絲琺瑯器」的公司，其後成立了琺瑯相關的「大師工作室」，從此開啟了琺瑯中國市場的推動發展之旅。

<\\Tkpfile\fzpaper\photo_sign\20161202\KX\02KX001_.jpg>[▲余士渭作品「三陽開泰」茶葉罐（左）和「夜宴壺」 大公報記者倪夢璟攝]

　　《易經》泰卦融入茶葉罐

　　記者在上海工藝美術博物館訪問了余士渭，他的三件新作應邀參展，與其他經典工藝作品一起，傳遞着中國的工藝之美。其中，余士渭的銀掐絲琺瑯「三陽開泰」茶葉罐，以春秋時期的圓圈紋和乳丁紋為主旋律，紅與白的相互交融，環環相扣，生生不息。作為同時接納中西方文化的匠人，在余士渭的作品中，總是能找到中華文化的深邃以及西方製作的自由思想。在作品「三陽開泰」中，余士渭即按中國文化古老《易經》中六十四卦中的泰卦，寓意吉祥，表達了萬象更新的良好祈願；而作品「白羊大酒樽」則既大膽又簡樸，既寫實又誇張，形象鮮明，稚拙純真。「堅持匠心，堅持以藝造物，掌握足夠的東西方藝術知識，方可信手拈來。」余士渭說道。

　　據明代初年曹昭所著《格古要論》中有關琺瑯器內容描述推論，從唐宋年間始，即有西方拜占庭帝國工藝的琺瑯器逐漸東移中國，所謂「佛朗」，「這是唐宋期間中國對東羅馬（拜占庭）帝國的稱謂音譯」，而由於成熟的琺瑯工藝在拜占庭帝國誕生，歷史上中國就以「佛朗」來稱呼琺瑯器。余士渭表示，古代的琺瑯器體現的不僅僅是古羅馬古埃及文化藝術，且具有強烈的東方色彩，因此從元代開始，西方的「金銀琺瑯器」及其製作技藝沿着絲綢之路流入中國，隨後琺瑯器工藝為中國工匠所接受，至明代「景泰年」，逐漸轉變為中國特色的銅琺瑯器（景泰藍），歷經七百餘年至今。

　　與西方相比，東方琺瑯作品在製作工藝以及製作材料上都有不同。「東方琺瑯往往以淨銅為主，西方則喜用金銀。」而多年的海外生活，再加上知識積累，余士渭在中西方琺瑯文化中找到了共同點，將上海「海派文化」與金銀琺瑯結合，余士渭開創了「海派金銀掐絲琺瑯器」的先河。

　　「我出生於上海，曾在同屬『海派文化』的浙江美術學院工藝美術系陶瓷專業學習，再加上後來留洋學習，將中西方文化糅合是偶然也是必然。」而在余士渭的學習探索的過程中，「廣而精」是他對所學手藝的概括。「我那時的學習內容很雜，很多，中西繪畫，中外圖紋，平面立體，雕塑雕刻，手工製作……」他舉例表示，比如中國畫，就需要從花卉植物寫生開始，然後工筆白描、沒骨彩繪、工筆重彩、山水花鳥、釉上彩、釉下彩……「一口氣把中國畫兜了個圈，一直兜到器皿實體上。」這樣的「雜學」，給他帶來的結果則是獲益匪淺，讓他可以了解古往今來中西合璧，而這也就是「海派金銀琺瑯器」的構成要素。

　　體會學習香港藝術理念

　　而作為一名工匠，其作品就是最好的藝術表達。以余士渭新作「夜宴壺」為例，運用的是西方流行的金銀掐絲技術，借鑒的是在日本受捧的整體茶壺構造，圖案是中國著名畫作「夜宴圖」。「我也一直在探索，怎樣將琺瑯與流行結合，將東西方文化進行更好的融合。」二○一三年開始，他攜作品參展香港珠寶展，「香港的文化亦是中西結合，這和我的創作理念、想法一致，在參展過程中，我也能體會學習香港的藝術理念，並尋找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