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為大公園副刊寫稿已十八年，供稿幾百篇，所以能堅持這麼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碰到一位好編輯孫嘉萍女士，但至今未曾與她謀面。

　　為大公園寫稿，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九九七年九月，我還在首爾大使任上，出於自幼的一種愛好，也出於在韓國的不少感受，就寫了一篇小文《大宇的啟示》，寄給當時每天閱讀的大公園副刊，沒想到過了幾天，還真的登了出來。我還收到孫編一封短信，說這樣的文章很需要，鼓勵我繼續寫下去。我老伴兒也喜歡動動筆，這樣我們夫婦就成為大公園的見習作者。

　　與孫編交往十八年，收到她的信函或電郵少之又少，這可能是她工作繁忙的緣故，也與她惜字如金不無關係。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深深感受到一位編輯對作者的尊重。每次來信或電郵，都稱我們為「先生」或「女士」，對我們的稿件都稱「大作」或「尊作」，其實我們水準有限，誠惶誠恐。更重要的是，她尊重作者的意見，對稿件極少修改，如實在需要修改都很慎重，有的還要徵求作者的同意。我們也常給內地報刊投稿，一些稿件被改得面目全非，也不徵求作者的意見。孫編所以能如此，主要是她作為「掌握生殺大權」的編輯有度量有涵養，也是因為她有淵博學識，能容納不同的文筆和觀點。

　　孫編思想開闊，廣開言路。我們寫文章，開始主要是介紹韓國的人和事，離開韓國後，文章內容多是回憶在韓國經歷，但日子久了，這方面的內容幾乎寫盡，於是穿插寫一些雜文，評論社會時弊，內容較為尖銳。針對內在的一些情況，先後寫了《不要怕反對票》，《不要被金牌迷住眼睛》，《如果沒有馬布里》等文，發出後有些後悔，擔心給編輯添亂，但幾天後文章原樣見報，孫編還來信鼓勵說「需要這樣的文章」。

　　孫編造編輯十分認真刻苦。一次我們向她索要一份錯寄的樣報，希望她交助手辦理，誰知她回信給我們說，她根本沒有助手，一個人忙得不可開交。事後細想，大公園每天出刊，一個整版，五六篇文章，光審閱選擇稿件就會無比繁忙，此外還要給作者寄送樣報，還要做一些必要的雜務，繁忙程度可想而知。內地有的報紙副刊一周只出一次，還要三四個編輯管，兩者相比差異何等懸殊。但十八年來，編輯工作且不說，就寄送樣報而言，從來沒有落過，我們的住址先在首爾，後轉回到北京，而且還搬過家，其間還幾次出國探親長住，孫編的認真辛勞着實令人欽佩。

　　出於對孫編的尊敬，我們還推薦過幾位作者為大公園供稿，有曾任駐老撾、越南大使李家忠，曾任駐格魯吉亞、烏茲別克斯坦大使李景賢，曾任駐古巴、阿根廷大使徐貽聰，曾任駐開普敦總領事陸苗耕等人，所謂推薦，也只是把孫編的郵箱告訴他們而已，並沒有寫過舉薦信函，更為無溢美之言。孫編只是根據他們的文章決定取捨，也就是「以文取人」，而非看什麼關係，這也是一位正直編輯的處世準則。

　　在與孫編的交往中，還有一件「趣聞」。相當一段時間，我們夫婦共用一個筆名，不管誰寫的文章，均以「延靜」署名。但時間長了，沒想到給讀者帶來不便，因為不僅男女文思、用詞有別，而且文中有時出現「我和先生」，有時又出現「我和老伴兒」，造成混亂。大約十年前，孫編為此特地打來長途電話坦率地向我們提出，能不能請我們其中一位使用另外一個筆名，我們接受了她的意見，自此老伴兒的文章就用「言青」筆名。

　　四年前，孫編推薦我為《大公報》大公評論寫點文章，當時我已七十六歲，有些猶疑，但考慮到她的誠意，也考慮到大公評論主任潘江鯤的盛情，也就接受了邀請。三年多來，我就朝鮮半島局勢發展，寫了上百篇評論。潘先生也是一位很好合作的人，我的評論除文章題目從編輯角度有時作些修改外，本文基本沒有修改過，這使我感到尊重作者也許是《大公報》的優良傳統，值得內地報刊學習。

　　孫編曾言，大公園的編輯方針是「可讀性、知識性和趣味性」相結合，我們多年來寫稿也是本着這個宗旨，但坦率而言，由於能力和水準所限，遠遠沒有達到要求，今後還要繼續努力。

　　我們珍視與孫編的交往，她的片言隻字，一直被我們珍藏。年前曾接到她的電郵，說她即將「退休」，我們當時一怔，有點不捨。不過我們也相信，在新任編輯的指導下，我們與大公園的合作還會延續下去。十八年沒有見過面，期待孫編退休後方便時可以來北京，我們能有機會見面敘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