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為百善先」是句俗語，由此足見「孝道」在民間居於何等地位，其影響有多巨大。而就歷代帝王之人來說，似乎同樣重視孝道─晉朝李密在他的名篇《陳情表》中有「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句，由此足見晉朝皇帝對於「孝道」的重視到了什麼樣的地步。

　　與隋朝「以孝治天下」相比，明朝對「孝道」的重視絲毫不亞於前者。比如說，在明朝，有不少異於常態的孝行，這些當事人因此而被封官進爵的不在少數。單單是明人黃瑜的《雙槐歲鈔》「孝子擢大學士」一章中就介紹了好幾個：洪武中易州淶水縣民李得成，因為「卧冰求母屍」，被舉孝廉，擔任光祿大官署丞，後官至布政使；永樂中，金吾右衛總旗張法保「刲肝及臂為湯液，以愈祖母」，被提拔為尚寶司丞；南昌武寧縣民陳仲賢則應「刲肝及股以愈其母」，事情傳播開來，召至京，被任命為鴻臚司儀署丞，並「賜冠帶，馳驛歸侍，俱旌表其門」。

　　縣民李得成「卧冰求母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如今很難說清楚了，因為黃瑜在文中並沒有更具體說明。但是，我們能夠想像的是，極有可能是他試圖用自己的體溫融化冰封的水面，進而找到沉落水下的母親的遺體。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合理的、有效的，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做因為十分另類而有可能吸引公眾的眼球，進而引起官府的注意，實現卧冰者不可告人的目的：因為「孝」而被舉薦，實現他或許通過科舉之類的方式都無法實現的個人目的：進入通向官場的快速通道，成為「治人」者的一員。

　　所謂「金吾右衛」乃是守衛紫禁城西部的禁衛軍，而「總旗」為明代軍隊編制之一，為五十人。由此可見，那位割取自己的肝和手臂上的肉做成「湯液」─「藥液」，為祖母治好病的張法保，原不過是軍隊中的低級軍官，但是，因為極端孝行，被提拔為朝廷掌寶璽、符牌、印章的正五品的「中層幹部」，同樣讓人慨嘆：如果不是這樣，也許張法保一輩子都無法達到這樣的高度。至於南昌武寧縣民陳仲賢的「先進事跡」和最終的結局則與張法保非常相似。

　　可以這麼說，無論是易州淶水縣民李得成，還是金吾右衛總旗張法保我以為他們的智商都不低。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他們都非常善於充分利用朝廷的某些特殊政策，努力實現個人目的。不過，我們同樣不該忽視的則是，朝廷實施這樣政策，玄機深深，未必為一般人所了解。所以，黃瑜在講述了這樣因為孝行而得官或者升官的三個故事後，再講的另一個故事就非常有趣了：徐州人權謹，自幼喪父，由求賢舉保知樂安縣，移母就養。九年考滿，改署丞，患眼疾，記名放回。母病，籲天求以身代。永樂壬寅，母卒，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禦酒肉，鄉人稱其孝。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

　　這位名叫權謹的人的最重要的孝行是他在外為官，把母親帶在身邊照應；母親患病，希望上天讓他代替母親生病；母親去世，他住在母親墳墓旁的房子裏，早晚哭泣祭奠，不近酒肉。相對於前兩位「孝子」，權謹其實做得未必更好─更加另類，但是，因為驚動了皇帝，所以，他的結局比起前兩位來更加圓滿─最終他竟然做到了文華殿大學士：就「行政級別」來說，文華殿大學士也不過是正五品，但是，因為它的工作性質不同尋常，乃是「陪太子讀書」，日後是有機會侍奉於皇帝左右，成為其顧問的，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當然，我們這裏最需注意的還是明仁宗朱高熾的那句話：能孝者必忠。

　　歷代皇帝高度重視孝道的秘密也就在這裏：借助於「為子之道」推行「為臣之道」。或者說，強調為人之子應該盡孝不過是幌子，重要的是突出強調為臣之人應該對皇帝盡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