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學者錢理群/網絡圖片

　　在中國，有人把知識分子研究的學術史源頭推進到費孝通和吳晗主編的《皇權與紳權》，經歷了一個時期斷檔之後，又在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文化熱、人文精神大討論的背景下，形成一股熱潮。

　　在眾多研究知識分子的作品中，錢理群的書別具一格，從一九九六年寫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黃》，到二○○七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傳》，其「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當屬經典之作，而他自稱用力最深的《歲月滄桑》也於近期問世，二十年的光陰與沉潛，如錢理群所說，「寫出了我最想寫的東西」。/尼 三

　　改造與堅守之間

　　《歲月滄桑》可以看作一部當代知識分子合傳，記錄了沈從文、廢名、趙樹理、王瑤、梁漱溟、郭小川、邵燕祥這七位知識分子在新中國前三十年裏相同而又不同的人生遭遇。翻開目錄，我腦中冒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這些人為什麼被集合在同一本書裏呢？是的，他們很不相同，如果把他們聚到一個客廳，也可能十分冷清無味。

　　從專業背景看，梁漱溟是新儒學代表人物，沈從文是著名文學家。從情懷志趣看，梁漱溟和趙樹理都關心農民，把自己定位為農民代言人，但兩人思想傾向差別極大。在思想傾向上勉強可劃入相近序列的趙樹理、王瑤、郭小川依然有很大差異。趙樹理年輕時追求藝術至上，後來決定改換腔調，「着重從民間吸取養料，用農民聽得懂的語言，喜聞樂見的形式，表達新的思想，蹚出一條『通俗化，大眾化』的路子」，不再把目標定在「文壇文學家」，而只想上「文攤」，寫一寫小本子去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可以買一本，一步一步奪取封建小唱本的陣地，抗日戰爭時期正式加入到黨的隊伍裏。王瑤青年時就是學生運動骨幹，但新中國成立前在國統區工作和生活，對延安知識分子的道路並無真切體會。郭小川則是「黨的兒子，革命的兒子，軍隊的兒子，延安的兒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以及軍隊培育出來的。那麼，究竟是什麼把這一群「不相干」的人究竟聚在了一起呢？讀罷全篇，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是時間把他們聚在了一起，他們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經歷了同一場精神煉獄，又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陣營，有不同的專業背景和價值取向，故而全息地折射出這個時代的景象。

　　我想把這個時代姑且稱為知識分子的普遍痛苦時代。在不同的社會群體眼中，時代的樣貌是不同的，比如，在沈從文的內弟張宗和的眼中，五十年代初是令人振奮的。「新氣象太多了，不說別的，單說北京沒有蚊子蒼蠅，上海小菜場賣臭鹹魚的攤子上沒有蒼蠅這就是奇跡，我們貴大的愛國衛生學習才結束就舉行大掃除，貴陽市上一人一個蒼蠅拍，蒼蠅也快絕跡了。我們以前夢想時事，都逐步在實現了，成渝路通了火車，貴陽通外省的火車也快了，大建設，特別是水利工程真是驚人，你們若回來得晚一點我們也許已經▉從新／重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了，遠遠的超過了美國。」張宗和的感受是真切的，但在錢理群為之立傳的包括沈從文在內的知識分子那裏，各自的痛苦也是真切的，略舉幾例：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沈從文用剃刀劃破了頸部及兩腕的脈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未能成功。一九五三年，開明書店正式通知沈從文，由於作品已經過時，他在該店已出版和待集印的各書及其紙型，已全部銷毀。次年一月，沈從文在給家人的信中說：小說完全失敗了，可以說毫無意義，在家中的也望一切燒掉，免得誤人子弟。如果說一九四九年的自殺不成功，維持了沈從文的肉體存在，一九五三年的焚書事件，則加速了他在精神上的死亡。

　　一九四九年四月，趙樹理隨其任職的《新大眾報》來到北京。孫犁評論說，「他（趙樹理）被展覽在這新解放的，急劇變化的，人物複雜的大城市裏」。果然，趙樹理很不適應，重新回到農村，卻又發現農村正按照領袖設計的新藍圖疾馳而去，已不是他所能理解，於是，他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困境，感到徹底無能為力，產生了極大的焦慮和苦悶。他說：「我們說（社會主義）優越性，農民會問：『增多的糧食是不是我們的呢？』」「為什麼不可以寫這些呢？怎麼避得開？我常常一想就碰壁」；「農村的人物如果落實點，給他加上共產主義思想，總覺得不合適。什麼『光榮是黨給我的』這種話，我是不寫的。這明明是假的」；「我一個人孤軍作戰實在不行，我的年齡也不行。過去還能叫喊一下，今年五十六歲，再叫十年實在是不是還叫得出來，也不一定。」

　　一九四九年以後，郭小川成為黨在新中國文藝界的高級領導幹部，似乎受到體制青睞，但他並沒有感到春風得意的欣快，卻同樣陷入內心衝突的痛苦，在整風鳴放中，他面臨「怎麼也跟不上」的尷尬。而當他懷着「捍衛黨，捍衛人民事業」的政治激情，投入反右鬥爭時，卻成為某些人派系鬥爭的工具……

　　錢理群在書的後記中的一段話，多少揭示了這種痛苦的來源。他說，一九四九年後知識分子命運的兩大關鍵詞是「改造」與「堅守」。「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知識分子乃至普通民眾的某些觀念，思維，情感，心理，行為方式，形成了新的集體無意識，新的國民性，而且影響至今」。

　　文本與人物互鑒

　　錢理群說，追尋上文所說的「新的國民性」，是他寫作本書最直接的動因。他要追問，「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知識分子改造的秘密在哪裏？」

　　圍繞這個問題，錢理群以文本為橋樑進入到思想現場之中。與有些研究者把精力花費在處理研究對象的周遭世界特別是人際關係不同，錢理群把重點放在了文本解讀上，更準確地說，知識分子改造文本的解讀上。這是包括「檢討書」「交代材料」「思想彙報」「檢舉書」在內的一批特殊文本，同時也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有文體，當然，錢理群在書中運用的文本是極為寬泛的，還包括日記、檔案等「常態」文本。還值得一提的是，錢理群的文本解讀不是知識考古學式的解構，後者在揭示權力對知識的壓迫與型塑之時，常伴隨着文本本身意蘊的消解。錢理群充分重視文本本身的思想或文化意義，他根據文本解讀人物，又根據人物分析文本。比如，在研究王瑤時，解讀了王瑤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九年間的多份檢討書，又對「檢討書」這一本文或文體本身作了研究。他指出，「檢討書」的起源應追溯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運動，最早在報刊上公開發表的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的「檢討書」是朱光潛的《自我檢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和馮友蘭的《檢查我的學習》（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在一九四九年二月至一九五○年下半年的「政治學習運動」，一九五一年四月至九月的「批判《武訓傳》」運動，一九五一年十月至一九五二年七月的「洗澡運動」，出現了三次檢討浪潮，後來，又有批判俞平伯和胡適開啟的「學術思想批判運動」、批判胡風運動等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檢討書也被大量生產出來。檢討書的背後是知識與權力的博弈，一方面，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地撰寫着檢討書，另一方面，這些檢討書又不斷地刷洗着知識分子的心靈。透過對文本的細緻分析，錢理群敏銳地看到了政治運動浪潮下的一股潛流，這就是利益的爭奪。王瑤在檢討書中說自己把精力集中在個人著書立說、不熱心公共事務，這實際上成為他引起公眾反感的誘因。「這同時也說明，當時群眾性的政治運動，無論有着怎樣的宏大目標，落實到基層，就往往和各單位內部的各種矛盾，複雜的人事關係糾纏在一起，成了意見之爭，利益之爭，甚至派別之爭，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模糊了運動的政治性，削減了運動的政治效應。這構成了當代政治運動的內在矛盾。」

　　錢理群對邵燕祥的研究，依據的是後者自我反思的思想文本，包括《沉船》、《人生敗筆─一個滅頂者的掙扎實錄》、《找靈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找靈魂〉補遺》、《一個戴灰帽子的人》等。不同之處在於，錢理群認真審讀邵燕祥的思想文本的同時，邵燕祥個案解剖式的自我總結仍在繼續，最近，又出版了《我死過，我幸存，我作證》，當我們把這些著述對照閱讀，可以感受到一種「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的思想史奇觀，可以更加深刻地洞察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精神世界。

　　為知識分子立傳

　　我以為，錢理群的知識分子研究和撰述的最大特徵是「在場性」。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的性質」，「所有的學術探討，對外部世界歷史與現實的追問，最後都歸結為對自我內心的逼問，對自我存在的歷史性分析和本體性追問：我是誰？我何以存在於言說」。正因為如此，錢理群的書具有「現身說法」的色彩。

　　比如，與《歲月滄桑》同屬「三部曲」之一的《1948：天地玄黃》，寫的是知識分子對新中國的想像與選擇。錢理群在書中特意寫了兩章，其中一章寫學生運動中的文藝活動，還有一章寫解放區的文工團活動。如他在《一路走來─錢理群自述》中所說，這兩章是別的文學史家不太會寫的，他寫的目的是「用這種方式默默紀念我的哥哥姐姐，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大家後來不提這些老共產黨員，我覺得不大公平，所以我盡可能地寫到他們當年的貢獻。」

　　與《1948：天地玄黃》相比，《歲月滄桑》所關照的時段，與錢理群本人的經歷結合更密切。於是，在這本書中，我們不但讀到了沈從文、廢名、趙樹理、王瑤、梁漱溟、郭小川、邵燕祥，還讀到了錢理群自己。甚至可以說，在所有這些知識分子的背後，都站着為他們立傳的錢理群。

　　比如，在《邵燕祥：一個知識分子的死與生》中，錢理群說他產生了「同代人的親切感與強烈共鳴：我誕生於一九三九年，比一九三三年出生的邵燕祥小了六歲，但也勉強屬於『三十後』這一代人。因此，邵燕祥書中提到的那個年代（主要是新中國成立後）他喜歡的作家，讀的書，唱的歌，看的電影、戲劇……都能喚起我的許多記憶，他所遭遇的思想困境與改造尷尬，我更是深有體會。」邵燕祥當年在批判會上第一個揭發他的朋友L君，使得L君被流放到最貧困的地區，過着勞動改造的生活，還蹲過監獄。後來，L君給邵燕祥寫信，指摘他在關鍵時刻沒有守住真理。邵燕祥在《找靈魂》中公布了這封信。錢理群讀後，馬上想起了類似的一幕：他的大學同學江某在晚年回憶錄中，公開了一九五七年錢批判他的發言。錢理群說，「可見當年我的批判對他的傷害之大，幾十年一直不能忘懷。但我自己卻完全忘了。這引發了我的深深悔恨，並作了一個反省。在我看來，這是我們和一代人最大的不幸與悲劇。」從嚴格的史學考據來看，這些話未必是，很有可能是錢理群的夫子自道，但既然是為了反映作為群體的一代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

　　或許有人認為，「在場性」會消解研究的客觀性，不過在我看來，恰是作者這種強烈的介入意識，使他對傳主心態的揣摩更加準確，使這部「知識分子的精神史」真正進入思想現場，進而迫近歷史的真相，並促使人們思考：為何理想給人們許諾的自由人聯合體，在現實中卻成為人與人的互相傷害。我想，這樣的思考，有助於照亮我們前行的進路，或許，這也是錢理群研究的旨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