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日，孫中山（前右）訪港期間，在總督府與署理港督施勳（前左）進行非官方的私人會談/©香港歷史博物館
自孫中山（一八六六年至一九二五年）於一八九五年十月廣州起義失敗，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中華民國成立並就任臨時大總統前後共十六年間，他曾九次乘坐客輪途經香港，並以香港作為策劃革命的根據地；然而，孫先生在港英政府的驅逐令下，只曾兩次在香港登岸。港英政府對孫中山頒布的三個驅逐令，每次都處於被動，而且每次在驅逐令期滿與重申之間都有空檔期。雖然這並不代表港英政府縱容孫中山在港逗留，卻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當局對革命運動的容忍態度。/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 陳成漢
孫中山於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夏威夷成立興中會，開展反清的革命大業；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一日返達香港，十日後成立香港興中會總會，以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的「乾亨行」作掩護籌劃起義。原訂於十月二十六日重陽節在廣州起義流產後，孫中山輾轉來到香港，乘「廣島丸」（Hiroshima Maru）前往橫濱，繼而再乘「北京城號」（City of Peking）於十二月六日抵達夏威夷（見圖一）。
第一個驅逐令
港英政府在廣州首義後並沒有對革命黨人趕盡殺絕，並根據一八八九年通過的法例，聲明中國政治犯不在引渡之列，斷然拒絕了兩廣總督譚鍾麟引渡孫中山的要求。及至一八九六年三月，粵、港兩地相繼流傳革命黨再次起義的消息，英國駐廣州領事更收到情報，指身處夏威夷的孫中山正四處籌募革命經費，即將返粵起義。
面對流言四起，兩廣總督立即向港英政府施壓，要求捉拿潛伏在港的革命黨人。雖然港英政府再次拒絕清廷的要求，但面對孫中山可能歸國策劃起義的風險，當局不得不作出相應的行動，由時任香港總督羅便臣爵士（Sir William Robinson）會同議政局（今行政會議）於一八九六年三月四日對孫中山頒下首個為期五年的驅逐令，理由是「孫中山危害殖民地的和平與秩序」（見圖二），惟當時孫中山已身在夏威夷。
港英政府對孫中山頒布的驅逐令是在不違反英國國際法的大前提下，回應清政府引渡孫中山的要求。根據國際法的基本原則，英國不會引渡政治犯到其他國家。驅逐孫中山出境，既可免除外交上的麻煩，亦杜絕香港成為顛覆清廷的革命基地，以免對殖民地政府帶來政治衝擊。由此可見，港英政府對孫中山發出驅逐令，是在外交和政治考量下的折中辦法。
第二個驅逐令
在首個驅逐令生效期間，孫中山一直遵循香港法例，兩次乘船途經香港時均沒有登岸，只是利用船隻泊岸的短暫空檔，與革命黨人在船上會面或籌劃革命。首個驅逐令於一九○一年三月三日屆滿，然而港英政府沒有即時重申禁令，讓孫中山可利用驅逐令屆滿且未及重申的「真空期」，於一九○二年一月由橫濱前往香港，與革命同志會面，並處理上一年楊衢雲遇刺的善後問題。
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孫中山乘日輪「八幡丸」（Yawata Maru）抵港（見圖三），與同伴暫時居於士丹利街二十四號《中國日報》報館樓上。然而，隨着孫中山的行蹤被傳媒披露，港英政府採取了相應行動。時任署理香港總督陸軍少將加士居爵士（Major-General Sir William Julius Gascoigne）會同議政局於一九○二年一月三十日（即孫中山訪港的第三天），對孫中山頒下第二個為期五年的驅逐令，還派出英籍警長勸喻孫中山離境。根據法例，港英政府有權在驅逐令生效後拘禁孫中山，所以孫先生決定盡快離港，在二月四日乘英輪「庫柏蒂克號」（Coptic）返回日本。第二個驅逐令的有效期至一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其間孫中山曾乘船途經香港三次，均沒有登岸。
第三個驅逐令
孫中山於一九○五年在日本成立中國同盟會，並於一九○七年三月起以法屬印度支那（今越南）為革命基地，多次在華南邊陲起義。一九○七年五月底，孫中山派同盟成員許雪湫等人於潮州策動黃岡起義；六月二日，鄧子瑜等革命黨人奉孫中山之命，於惠州七女湖策動起義，以響應黃岡義舉。上述兩次武裝起義均告失敗，鄧子瑜經香港逃亡南洋。
在第二次驅逐令的限期屆滿（一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後，港英政府也沒有即時重申禁令。孫中山乘坐德國輪船「比連思士亞孺士號」（Prinzess Alice）於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從日本經香港前往法屬印度支那，在當地設立革命機關。該船於三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停泊香港，然而孫中山沒有登岸。及後黃岡和七女湖起義相繼爆發，清政府便在六月十二日聯絡港英政府，要求後者協助緝拿和引渡潛逃香港的革命黨人鄧子瑜（見圖四）。港英政府雖予以拒絕，但仍擔心革命黨人以香港為基地，遂於五、六月間派警察在港四處搜尋孫中山的下落。
由於孫中山途經香港時沒有登岸，並且早於三月十八日抵達法屬印度支那，港英政府當然一無所獲。其後港英政府於六月十七日回覆清廷，表示已對孫中山和鄧子瑜發出為期五年的驅逐令。這個驅逐令由署理港督梅含理爵士（Sir Francis Henry May）會同議政局於六月十一日通過生效。
第三個驅逐令的有效期至一九一二年六月十日，然而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發的辛亥革命為中國帶來巨變。當時孫中山正在美國丹佛市，前往美國各埠籌募革命經費。當他得知革命的消息後，便於十一月轉赴英、法兩國進行外交活動，同月二十四日啟程回國。孫中山在十一月十日晚抵達英國倫敦，原打算與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會面，但沒有成果。孫中山遂透過英國維克斯兵工廠總經理道生爵士（Sir Trevor Dawson）作中介人，把附有孫中山和其軍事顧問荷馬李簽名的外交計劃轉交英國外交部。格雷雖然始終沒有會見孫中山，卻允許孫先生在港英政府驅逐令仍然生效的情況下，「路經」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返國。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孫中山乘「地雲夏號」（Devanha）抵港（見圖五），於上環三角碼頭登岸，並在蘭室會所與粵港商人會面。
孫中山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至四月一日正式解除職務。在第三次驅逐令屆滿（即一九一二年六月十日）前，孫先生亦曾在港登岸，在五月二十日中午於港督府與署理港督施勳（Claud Severn）進行非官方的私人會談，並與施勳、署任輔政司金文泰（Cecil Clementi）及定例局議員何啟等人合照（見圖六）。
「孫中山一百五十周年誕辰紀念系列」之二，圖片由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