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是一副黝黑的臉龐，依然是一臉憨厚的笑意，依然是頭戴一頂深色的鴨舌帽……站在殯儀館的告別大廳裏，面對高懸的徐兄遺像，我很難想像此刻就是我們這些文友與徐兄的今生訣別之時。

　　我長住內地的鄉下集鎮，因為愛「爬格子」，便在縣城結識了許多文友，徐兄是我在縣城的文友之一。我與他的相識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倆都在縣屬企業的工會做文字活，寫些反映社會底層職工生活的稿子。那時市（縣）總工會的職工文化活動很是頻繁，一個秋天的日子，縣總工會在下面的一個鄉農電站舉辦工會資訊交流研討活動，主持人會前先一一點名，讓大家相互熟悉一下，當他點到徐兄時，隨着一聲標準的軍事化「到」，一個中等身材、面孔黝黑、戴着鴨舌帽的老兄「嗨嗨」的憨笑着站了起來，他摘下鴨舌帽向大家點頭打招呼。

　　鴨舌帽與憨厚成了我對徐兄的最初印象，沒隔幾年，市雜文學會在市政府二樓大會議室成立，我們又不約而同地相聚在會場，且同時被選為首屆學會理事。平民身份，草根作者，共同的愛好和追求，徐兄成了我在縣城的又一個文友。幾乎每次學會的活動，「鴨舌帽」都能拿出他的最新創作成果，徐兄的勤奮和高產給我這隻寫作上「慢飛的笨鳥」助推了飛翔的動力。

　　徐兄出身在一個紅色革命家庭，他父親早在抗戰時期就是縣裏有名的抗日大隊長，他長大成人後，沒有憑藉父親的革命資本要求公家格外恩惠，而是報名參軍，成為一名新中國的工程兵。他的身體裏總是奔湧着紅色革命的血液，故而他的寫作也大多離不開紅色革命的元素。前些年的一個春末，徐兄着手編寫一部關於新四軍的書，他託我到三倉烈士陵園採集陳毅和粟裕等老一代解放軍將領，率領部分新四軍官兵在三倉地區英勇抗戰的資料。我辦妥之後乘去縣城辦事之機，將採集得來的資料送給徐兄。

　　晌午時分，徐兄和我找了一問路邊小店，叫了幾樣小菜，一邊慢飲着當時本地盛行的海春糧酒，一邊海闊天空地傾談着各自的人生信仰和對時事的見解。徐兄酒量有限，一盅小酒讓我們細談了好長時間，兄弟倆酒興上了頭，完全沒有了所謂的文人拘謹，我戲笑他頭上那頂幾乎常年不脫的鴨舌帽，頗有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灘小開的派調。徐兄卻是一本正經地端正了一下鴨舌帽的「大舌頭」，連說：「含糊不得，含糊不得，這可是我們勞動人民的本色，是我們工人階級的專用禮帽！」我忽然想起，對呀，好多個年頭裏，不管是宣傳貼畫還是報紙刊物上，不是常常看到內地工人階級頭戴鴨舌帽的獨特形象麼？看來徐兄在企業工會工作，他的心裏早就把自己深深定位於工人群眾的一分子了。

　　對於徐兄永不捨棄的鴨舌帽，我不再當作文友兄弟間的戲笑，而是平添了一股深深的敬意！多年來，我一直很想寫一些這頂鴨舌帽與其主人的文字，沒想到今天動筆的衝動卻是在徐兄告別儀式的一刻。

　　徐兄，在你永遠離開我們這些文友的時候，人們尊稱你是學者也罷、作家也罷、老師也罷，這些溢美之詞總是難以激發起我心靈的震顫，我心裏所崇敬的是你骨子裏一種最本色的品質：一頂鴨舌帽下面所珍藏着的樸素的勞動人民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