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詩才，無疑令人矚目。如其《帝京篇》十首，乃至殘句「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等，都被引為開國恢弘氣象的佳例。但不可否認的是太宗詩受關注的程度，與他的貞觀盛世被艷羨的程度大有落差，這令不少論者頗為不平。筆者以為，如此情況既是太宗自己造成，且也符合他原本之期待。請試論之。

　　有一則很著名的掌故，說太宗微服行至端門，見新科進士魚貫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可知太宗胸襟寬廣，心懷天下，求才若渴，不似隋煬帝身為一國之君，還要與莘莘學子較一日之長短。彀中，指弓箭的射程範圍，有人認為可比喻為牢籠、圈套，意義較為負面，不必作如是觀。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對於「朕即國家」觀念強烈的太宗來說，彀中就是王土。通過科舉可進用天下所有賢才，而不必處處受門閥掣肘，能不稱意乎？不過太宗自視身份超越讀書人，而不與之為伍的心態，由此也可窺得。

　　又如貞觀十一年，大臣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回答道：「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最後竟未答應。身為人君，就應專心治國，不必以文章餘事為務。這固然是正理。「大有文集」未必就是亡國的直接原因，卻會令世人產生聯想。因此太宗不走梁武、隋煬等人的老路，合情合理。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