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董其昌《仿古山水冊》之《仿李伯時山莊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宋代書法四家有「蘇黃米蔡」之說，後世卻為「蔡」是蔡襄還是蔡京爭論不休。蔡襄是北宋初年人，早於蘇軾、黃庭堅，蔡京是北宋末期的貪官。依古人注重年齒的慣例，不會將前輩排在後生後面。然則，為何不提蔡京？其窮奢無度、權慾誤國的「人品」成了人們避談的原因。實際上，唐朝以降的史論書籍中屢有「人品不高，落墨無法」之說，古人亦多推崇「人品」應在「畫品」之上。有趣的是，畫家當中不乏有一些「惡人」，本期《汲寶齋》將聊一聊董其昌、徐渭與蕭照三人的「人品」與「畫品」。\大公報記者 周婉京
在明清書畫史上，董其昌是「一霸」。他的山水畫拙中帶秀，清雋雅逸，執晚明藝壇牛耳數十載。他的書法博採眾長，行書古淡瀟灑；楷書得顏真卿之率真韻味；草書兼有懷素之圓勁和米芾之跌宕。董氏亦是著名書畫收藏鑒賞家，家藏董源、巨然、李成、趙子昂、王蒙名作十八幅，以此傲視同儕。他的書論亦有不少精闢之見，為後世所重視。
董其昌惡霸一方
董氏字玄宰，號思白，別號香光居士，生於一五五五年，卒於一六三六年，華亭（現上海馬橋鎮）人。他早年參加松江府鄉試，原本可得頭名，卻因書法不佳，錄為第二名。此事對董其昌刺激甚大，他決心自此發奮練字，先學顏真卿，再學虞世南，後學「二王」。
書法有了長進，董其昌便有了些驕矜之氣，輕視當時的書法名家祝枝山、文徵明，還假冒當時書法家的作品去賣字，結果被人戳穿。直到三十四歲，董其昌才鄉試及第，翌年又高中進士，供職翰林院，後來官至禮部尚書，又當上太子（明光宗）朱常洛的老師。董其昌為人很精明，對政治風波很敏感，他幾次辭官還鄉，又幾次出仕，在仕途上很懂得進退之道，常以京官與名士的雙重身份周旋於社交場合。由於他擅長書畫，亦是鑒定文物高手，那些好附庸風雅的大官僚與腰纏萬貫的豪紳富商，都以獲得董氏作品而炫耀一時。泰昌元年（一六二○年），明光宗即位，董其昌任太常寺少卿、掌國子司業事。兩年後，他官至禮部尚書，次年辭官。崇禎皇帝即位後，重新召他任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董其昌才藝雖高，人品卻屢遭詬病。萬曆三十二年（一六○四年），董其昌出任湖廣提學副使時，將「明日不要考文」當作考試題以愚弄學生為樂。而在家鄉華庭，董其昌更是出名的惡霸。他手下豢養了大批惡奴，常常放債霸產，禍害鄉里。他驕奢淫逸，老而漁色，有多房妻妾，並令其子董祖常為他強搶民女作妾。
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年），年約六十歲的董其昌將至交好友陸兆芳家的使女綠英引誘姦淫後，藏嬌於其別業白龍潭護珠閣。綠英乘人不備，逃回泖口。董其昌難捨綠英美色，派兒子董祖全領百餘名家奴前往陸家莊，強行劫走了綠英。陸家人報案後，地方官府畏懼董其昌的勢力，不敢接辦。
萬州知府范納齋之子范昶時為華亭縣學學生，得知此事經過後，將董氏惡行編撰成《黑白傳》一書，內有書目「白公子夜襲陸家莊，黑秀才怒斥龍門里」。雖然這裏只以「黑白」相稱，沒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白公子」是指董其昌，因其別號思白，而黑秀才則是指陸兆芳，因其人膚色黝黑。說書藝人錢二得書後到處說唱，董氏劣跡很快在民間傳播。
對於董氏仗勢欺人，松江百姓憤而有言。董其昌疑鄉人范昶搗鬼，惡刑拷打致死，還對范昶女眷百般凌辱。董其昌父子如此霸道引發松江民怨滔天，華亭、金山、青浦當地百姓毀其墨跡，燒其房屋，將董其昌聚斂的文物字畫、金銀器皿付之一炬，並將董氏魚肉鄉民之劣跡四處張貼。相傳《金瓶梅》原本手稿就毀於這場大火，此即著名的「民抄董宦」事件。
一時，董其昌如喪家之犬，惶惶然逃到蘇州、鎮江等地，半年後才返回松江。其間，他分別向縣、府、道、撫四級衙門告狀。出於官官相護，官府對董其昌劣跡開脫，反而把一些儒生文人處之杖懲。後人註曰：「思白書畫，可行雙絕；而作惡如此，異特有玷風雅？」
董其昌死後，因其書畫造詣之高，被稱為「天才俊逸」。清帝康熙、乾隆都以其字為宗法，他的畫在筆墨上標新立異，稱他為「華亭派」領袖。由於康熙對其書法大力讚美，董其昌書法亦成朝中科舉、齋廷供奉、幹祿求仕的工具，在清代幾百年中傳播甚廣。
另一邊廂，徐渭是與董其昌同時代的明晚期傑出藝術家，位列中國古代十大書畫名家之一。徐渭在書畫、詩文、戲曲等領域均有很深造詣，且能獨樹一幟。但於四十六歲時，徐渭因殺死妻子張氏而鋃鐺入獄，獄中七年的生活令其名聲盡毀。
徐渭殺妻入獄
關於徐渭殺妻的原因，他不願多講，以致後人多迷惑不解，甚至引出了許多猜想和傳說。比較普遍的一種說法是，徐渭素患癲狂症，時而會產生幻覺，他在癲狂症復發時，恍惚間看到妻子與他人淫亂，故持刀行兇，待到清醒之時已是血光一片，悔之晚矣。也有人說，是因為他生怕自己受「胡宗憲案」的牽連，佯狂變成真狂，在一次與妻子吵架時將她誤殺。學界中，大部分人傾向於徐渭殺妻的行為和他幾次自殺一樣，都是在精神混亂狀態時的病態表現。
徐渭自幼連綿不斷的遭遇，精神上倍受刺激，中年漸患「腦風」的毛病，對仕途的絕望，使病症加重，有時精神難以自控。他的悽楚生平被概括為：「一生坎坷，二兄早亡，三次結婚，四處幫閒，五車學富，六親皆散，七年冤獄，八次不第，九番自殺」。
再加上明中葉後，貪官污吏橫行，社會風氣敗壞，隨嚴嵩倒台以及胡宗憲被牽連，徐渭的命運發生了根本變化。因胡宗憲對其有知遇之恩，徐渭對於胡氏的死悲痛不已。徐渭一方面在悲憤交集中感到落差，一方面又極度擔憂自己受此案的牽連，於是對人生徹底失望，終至發狂。一五六五年，徐渭寫下一篇文辭憤激的《自為墓誌銘》，然後拔下壁柱上的鐵釘擊入耳竅，流血如迸，醫治數月才痊愈。後又用椎擊腎囊，如此反覆自殺多次。
事有湊巧，偏偏在次年冬天的一個傍晚，瘋癲病嚴重複發的徐渭與繼室張氏發生激烈的吵架。到了晚上，在外狂走度日的徐渭，回家發現張氏與一男子同睡床上。他怒不可遏，隨即拿起一把尖刀刺向張氏。等緩過神來，才發現和張氏「熟睡」在一起的是自己的一件棉襖。
殺妻案為徐渭帶來了七年牢獄之災，遂成為他命運重要的轉折點之一。晚年的他對世道愈加憤恨不平，常常是狂放不羈，衣衫不整，鬥酒罵賊，落魄暫住在小兒子的岳父家中。貧病交加之時，只能依靠寫字作畫來維持生計，生活窘迫潦倒。七十三歲那年終於在「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的境遇中，悽楚落寞地離開了人世。
明文史學家李贄形容徐渭的創作狀態是一種無法遏止也難以節制的激情的爆發：「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又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可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聯繫其人生，更教人覺得徐渭的「惡」從悲中來，在本質上有別於董其昌的「作惡多端」，亦令人心生同情。
蕭照汴梁為匪
再講一個與徐渭相仿的性情中人──南宋畫家蕭照，他的「惡」是因其如身上帶有的匪氣而來，相比董氏、徐氏而言堪稱「小巫」也，既未傷人也不害人。
相傳蕭照長得人高馬大，孔武有力，自幼習武。蕭照曾參加抵抗金兵的義軍，待隊伍被打散後，蕭照隨着逃難的人群躲進山坳。不料，在躲進山坳後就遇到一夥強盜，為首的強盜命蕭照留下「買路錢」。孰知，蕭照飛身躍出，手起刀落，直奪強盜首領的頭顱，最後降服了這夥強盜。想到自己無處可去，蕭照便自己當起了土匪頭領，將隊遷入太行山。
一日，他的手下擄劫了一位花甲老者，詢問後得知他實為翰林書畫院的李唐，恰是《萬壑松風圖》的作者。在南宋一百四十餘年中，幾乎所有的山水畫都由李唐派系所繪。蕭照忙翻身跪拜，並誠摯勸說李唐留下來與其一起生活，教他作畫之餘，也可享受強盜風流逍遙的日子。李唐卻意欲追隨康王，為朝廷效力。蕭照感動於此，當即拜李唐為師，並遣散手下之人，跟隨李唐下山，急奔南下。
李唐有感於蕭照一路上對自己的細心照料，悉心傳授他畫藝與畫理。蕭照畫藝日益精湛，當李唐看到蕭照所作的《山腰樓觀記》時，自覺徒弟大器已成。《山腰樓觀記》中，蕭照以做強盜之氣概，將佔據畫面中心的大山搬到了另一側，這種偏側的構圖在其後輩馬遠的「馬一角」、夏珪的「夏半邊」作品中均有顯現。
數年後，宋高宗欲遊西湖孤山涼堂。大臣察看涼堂時發現，孤山涼堂建成後，四▉壁還／璧還▉是空空如也。大臣心急如焚，總管前往畫院求救，李唐舉薦了蕭照。而蕭照在涼堂作畫時起初不被人看好，他一面飲酒一面作畫，當孤山涼堂壁畫成時，蕭照已爛醉如泥。然而，翌日宋高宗趙構擺駕此處，見壁畫竟嘆曰：「盡現黃河長江兩岸美景，非神來之筆不能為也。」當得知此「神來之筆」是出自蕭照之手，立刻賜予金帛，並將他補收入南宋畫院。
時至今日，藝術書籍中仍堅持「人品」作為衡量「畫品」的一個指標，為的是令觀眾以為畫家非要「品格高」才能「落墨自超」。單單只端詳董其昌的字畫，觀眾所見所想都是與梅蘭竹菊有關的象徵內容，故以為畫家本人創作是為了寄託什麼高潔雅意。再看董氏、徐渭、蕭照的人品與出身，真是與傳統的謙謙君子形象相去甚遠。
若把畫品和人品畫上等號，其中不乏有一些分裂者，文中所述三人的作為可能要讓文士溫潤的形象大打折扣。但更重要的是，畫壇惡霸有時固然可惡，卻作為「人品畫品統一論」的反例，提醒了觀眾要小心審度藝術作品。因為，品格高雅的人不一定深明畫理，誰又規定品格有缺的人不可以畫出飄遠清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