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貝多芬《第三交響曲》手稿首頁清晰可見刮塗的痕跡 作者供圖

　　馬勒《第二交響曲》手稿，是拍場上估價最高的樂譜手稿。上周，這份手稿在香港展出，我慕名去看，正好遇見這方面的專家Simon Maguire。他告訴我，這部《第二交響曲》手稿之所以估價高昂（三百五十萬英鎊），一則因為它完整，二來因為譜面上有馬勒以藍色蠟筆標註的改動部分以及他的親筆簽名。

　　馬勒《第二交響曲》用了六年時間完成。首樂章於一八八八年寫成，第二至第四樂章在一八九三年寫就，第五樂章卻遲遲難動筆，因為找不到靈感。一八九四年，指揮家兼鋼琴家彪羅去世，馬勒去參加他的葬禮，在現場聽到讚美詩《復活》，頓覺靈感天降，迅速為《第二交響曲》寫下一個恢弘闊大的尾聲。

　　《第二交響曲》的手稿字跡如此齊整，這是我沒有想到的。馬勒的花體字寫得很漂亮，工整中又透出些瀟灑與秀麗來。樂譜最初以墨水筆寫成，後來改動時用上藍色蠟筆。雖說作曲家在初稿寫成後又多次增刪音符及段落，但整個譜面看上去並不凌亂，足夠讓謄譜員和樂譜出版商看得清楚。

　　說到字跡清楚且工整，蕭邦、舒伯特和孟德爾遜等作曲家都值得稱讚。耶魯大學圖書館藏有德國作曲家孟德爾遜的若干手稿，譜面上每個音符和每處標記都清楚易明，而且幾乎見不到修改的痕跡。單看樂譜，我們幾乎已可以猜出，作曲家本人必是衣着得體且彬彬有禮的模樣。舒伯特的手稿雖說不及孟德爾遜工整，卻也相當漂亮，筆跡順暢自在，幾乎沒有塗抹的痕跡。這位天才作曲家只活了三十一歲，卻寫下十部交響曲、十八部歌劇、二十二首鋼琴奏鳴曲和超過六百首歌曲。他多忙啊，忙到自己曾經寫下的旋律，過幾年又聽到，竟認不出來，哪有閒暇修改舊作呢？

　　相比馬勒和孟德爾遜等人，貝多芬則顯得任性許多。現藏於紐約摩根圖書館與博物館的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鳴曲》（Op.96）手稿，字跡相當潦草，譜面上有大量炭筆塗擦及修改的痕跡，想來除去作曲家本人，其他人要想清楚辨認這份手稿的內容，恐怕需要花費諸多心力。貝多芬可不像馬勒那樣考慮周詳，寫作時用墨水筆，修改時特意改用另一種顏色的蠟筆。這位偉大德國音樂家的譜面，與他的性情一樣，桀驁不羈，不管不顧：小節線常常是歪的，譜面記號也每每一筆帶過，以至於我們很可能分不清楚樂譜上的那道弧線究竟是連線符，還是刪除標記。對此，作曲家倒也不乏藉口：「我可沒有時間將那些音符一個個畫出來。」

　　貝多芬脾氣很倔，晚年聽力衰退後，愈發孤僻古怪。若他生活在今天，很可能是那種「一言不合就飆車」的性格。一八○四年，三十四歲的貝多芬開始創作《第三交響曲「英雄」》，本意為獻給他心目中的英雄、法國將軍拿破侖．波拿巴。當時的拿破侖，在霧月政變後主政法蘭西共和國，推行多項改革，並頒布《拿破侖法典》，讓當時歐洲激進的學者及藝術家，見到了久違的希望。誰想，一八○五年貝多芬完成《第三交響曲》後不久，即聽聞拿破侖稱帝的消息。作曲家極其憤怒，劃去了樂譜手稿封面上的「波拿巴」，甚至因為用力過猛，在譜面上戳了一個洞。

　　潦草也好，齊整也罷，當年的作曲家寫作音樂總離不開紙與筆，不像今日的作曲家可以借助電腦軟件創作。在十七及十八世紀，紙是很貴重的東西，所以巴赫的手稿通常寫得密密麻麻，絕不浪費物料，加之作曲家本人篤信宗教，待人接物相對謹慎，創作音樂時從來沒有天馬行空、隨心所欲的習慣，斷不會幾個小節就佔去大半紙面。

　　另一位偉大的德國作曲家布拉姆斯也是這樣保守且嚴謹的性情，他和華格納都身處浪漫主義及現代音樂交界處，當華格納奮力向前探索時，他選擇回望，固守舊法，倒也沒什麼不妥，只是難免被當時的激進派嘲笑奚落。有趣的是，布拉姆斯活躍的年份，因鋼筆的出現，鵝毛筆正處在被淘汰及遺忘的邊緣。這位大鬍子作曲家卻有些固執地堅持使用鵝毛筆作曲，且將這習慣保持了一輩子。

　　都說字如其人，當我們觀察一位作曲家的手稿，再與他本人的性情對照來看，竟能發現不少相似之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