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加拿大保皇會的宣傳海報，上方正中印有光緒皇帝及康有為（右）、梁啟超（左）的肖像
十九世紀末的中國政局動盪，隨着北洋艦隊於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後，單純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宣布失敗；從體制層面作出全面改革的呼聲甚囂塵上，當中以康有為與梁啟超師徒發起的「公車上書」與強學會的聲勢最為浩大，並得到光緒皇帝的認同，在一八九八年發動百日維新，史稱「戊戌變法」，當中最為人熟悉的代表人物，必定是「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為。\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 陳成漢
康有為（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年）祖籍廣東省南海縣，生於官僚世家，自幼便學習儒家思想，然而年少時多次赴考皆名落孫山。一八七九年春，康有為到廣東西樵山讀書，結識了翰林院編修張鼎華，自此經常進出廣州，繼而「盡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各種新書」。同年秋，康有為決意放棄八股文，復拜讀《周禮．王制》、《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全書》、《讀史方輿紀要》等書，以及《西國近事匯編》、《環遊地球新錄》等西學書籍。同年年底，康有為首次踏足當時仍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康有為在香港「觀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復閱《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求西學之基矣。」從這短短數語，得知康有為對香港的市政建設讚嘆不已，認為值得中國效法，而香港從此亦成為他學習西方知識的重要窗口，進而萌生新思想，為日後的維新變法奠下基礎。
康有為第二次來港，已是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變法失敗、慈禧太后重新掌政之後。維新運動只維持約一百天，隨着光緒皇帝被軟禁而告終。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日，康有為倉皇出京，當晚抵達天津塘沽，翌日再乘英國太古洋行商船「重慶號」（Chung-King）前往上海。二十三日下午，「重慶號」抵達上海吳淞口。當時上海道台蔡鈞照接獲誣衊康有為弒君的詔諭，將此事連同一幅康有為的照片，轉交英國駐中國上海總領事璧利南（Byron Brenan），要求對方協助逮捕康有為。璧利南派出通曉中文的上海工部局職員濮蘭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乘坐駁船至吳淞口攔截。然而，濮蘭德認出康有為後，反過來協助他避開清廷的搜捕，讓他登上英國鐵行輪船公司的「皮瑞里號」（Ballaarat）。九月二十七日，「皮瑞里號」在英國軍艦的護航下起錨前往香港，由英國公使館漢務參贊戈頒（Henry Cockburn）沿途護送，至二十九日安全抵達。表面上，英國政府營救康有為，是為了避免國際輿論的責難；事實上，康有為在變法期間一直鼓吹中國與英、美、日三國合作，制衡俄國，其親英的取態無疑是英國予以營救的主因。
何東安置康有為於「紅行」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凌晨五時，香港警察司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率領港府官員和著名商人何東乘坐蒸汽駁船，在鯉魚門海峽等候「皮瑞里號」。至早上七時，「皮瑞里號」駛進維多利亞港，康有為乘駁船在中環美利碼頭登岸，隨即乘轎前往中區警署的營房內暫住。十月六日，何東把康有為接到其位於半山的府第「紅行」，並把康有為的家眷帶到香港與之團聚，因此康有為對何東感激萬分，並稱之為「俠士」。此外，康有為在港期間亦結識了輔政司駱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獲對方悉心照顧。
康有為來港一事，駐香港的日本官員亦很重視，日本駐香港領事上野季三郎於九月三十日已向東京發送電報。同一天，康有為派王覺任和何樹齡二人到日本駐香港領事館作聯繫，上野當天下午亦以個人名義到中區警署回訪康有為，但由於警察司梅含理不在，警方以康有為的安全為理由，沒讓二人會面，事後上野受康氏弟子所託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轉達康有為希望日本政府提供庇護的要求。日本政府權衡利害後，決定讓康有為前往日本，並由上野墊付三百五十美元的路費。在離開香港以前，康有為曾接受《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訪問，大肆抨擊慈禧太后重新訓政，並重申改革的主張和對光緒皇帝的忠誠。
十月十九日，康有為在宮崎寅藏的陪同下，以國賓的身份乘坐日本輪船「河內丸」（Kawachi Maru）前往日本，至二十五日凌晨抵達神戶。事實上，早在九月二十一日戊戌政變後，日本當局已積極營救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讓他匿藏於日本駐北京公使館內，然後再動用日本軍艦「大島號」專程把他從天津接到日本。日本此舉除了出於對「維新派」的同情外，還與日本當局企圖扶植親日勢力有關。康有為隨後於一八九九年四月抵達加拿大，同年七月在當地成立「保皇會」，以「保救大清光緒皇帝」為宗旨。
康有為家人在香港
一八九九年九月，康有為得悉其居港的母親患病，遂由加拿大取道日本神戶和馬關，歸港省親。十月二十八日，康有為由日本乘坐「河內丸」前往香港，十一月一日抵達，這是他第三次訪港。康有為在港期間，住在▉荷李活（道）／荷里活▉道，獲港府派出二十多名警察保護，其間再次接受《德臣西報》的訪問。然而這次訪港，清廷曾派人到康有為的住處企圖行刺，最終因警察及時趕到才幸免於難。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康有為顧及自身安全，決定離開香港，乘坐英國鐵行輪船公司的「孟買號」（Bombay）移居新加坡。
康有為除了上述三次踏足香港外，亦與身處香港的家人保持緊密聯繫。自一九○○年一月康有為離開香港後，其家人仍留在香港，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亦積極在香港拓展勢力，策動反清革命。以帝師自居的康有為，視孫中山為「叛國」分子，所以兩人從未會面。在辛亥革命之前，兩派的競爭從沒間斷，激烈的程度不亞於革命黨與清廷之爭。清廷未嘗將保皇與革命區別對待，把康有為、梁啟超和孫中山一律視為流亡異國的通緝要犯，即使到了一九○四年慈禧太后舉行「萬壽盛典」時，清廷雖已特赦戊戌政變以來所有的通緝要犯，惟獨他們三人的名字不在名單上。香港與海外華人亦不時徘徊於保皇與革命的陣營之間，成為兩派予以爭奪、藉以壯大聲勢的生力軍。為此，康有為於一九○○年八月十一日和十一月一日分別致函身處香港的女兒康同薇和輔政司駱克，囑附二人游說香港總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遏制革命黨人在香港的活動。由是觀之，香港不單是康有為的啟蒙和避難之地，亦是其領導下的「保皇會」與「革命黨」之間寸土必爭之地。
「歷史名人在香港」系列之六，圖片由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