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的時代，沒有出現過晁錯、周亞夫這樣的冤案。那個時候，不少藩王尚未成年，儘管晁錯未雨綢繆，已向文帝提出要加以防患，畢竟還沒有那麼迫切。漢文帝與周勃的關係，卻同漢景帝與周亞夫的關係極為相似。漢高祖劉邦曾經預言：「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天下者，必勃也。」周勃不負漢高祖之託，在諸呂擅權之時，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此後也曾二任丞相之職，也曾被人誣告謀反，受到關押審訊且有獄吏「侵辱」。但文帝並未打定主意要置周勃於死地，因為前有公主的證詞，後有太后的分辯—「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便讓漢文帝「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終於沒有釀成冤案。

　　漢景帝繼承了漢文帝的不少善政，比如說，在他執政之時，皇帝親身從事農耕，皇后親自種桑養蠶，以其收穫作為供奉宗廟的糧食和祭服，以為天下表率；皇室不接受進貢，減少宮中的皇家飲食供應，節省徭役和賦稅，數度下詔，掃除煩苛，與民休息，嚴禁「雕文刻鏤」，「錦繡纂組」的奢靡之風，清淨恭儉，安養天下，如此等等，不失文帝風範。但他在廣開言路，善待股肱等方面，則顯然遠遠不如文帝。周亞夫駐軍細柳，「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而且說到做到，弄得「群臣皆驚」，漢文帝反而因此而稱讚周亞夫為「真將軍」，漢景帝卻因周亞夫對他直言不諱而心存芥蒂；漢文帝臨終盼周亞夫輔佐景帝，漢景帝卻處心積慮要除去周亞夫，儘管「臣事君以忠」，周勃周亞夫父子如出一轍，然而，同是「君使臣以禮」，文帝景帝父子的「使臣」之「禮」竟是如此不同，除了別的原因，恐怕也與他們的個人修為有關。由此可見，即使文帝幾近完美，僅靠傳幫帶，也難免一代不如一代。

　　話說回來，從文帝與周勃的關係中，也能看出周亞夫之冤案的端倪。功高位顯的周勃，日後之所以「居一小縣」，不無文帝對他的防範；周勃被人誣告，即被關押審訊，不無文帝對他的猜疑。帝王是至高無上的。無論是文帝，還是景帝，畢竟都是把帝王之位、帝王之權看得最重。他們也都關注民生，但這只是手段，因為百姓安居樂業，方才不會犯上作亂，其目的仍在於鞏固他們的皇位，使他們的家天下得以代代相傳。這與帝王個人的修為無關，是由制度所決定的，這才是「君使臣以禮」之「禮」的本質。

　　在這一點上，景帝與文帝是一脈相承的。

（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