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到一篇有關周作人的文章，作者認為一九四四年魯迅原配夫人朱安欲出售保存在北京的魯迅藏書一事，周作人被指為幕後指使，「是臆測、冤枉、栽贓，既沒有證據，也不合乎情理。」並認為「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朱安的生活由周作人勉力維持，他是寡嫂的主要供養人。」

　　如今，總有些人喜歡替周作人委屈，可能是愛他文字深刻散淡，便也願相信他做人亦優雅淡泊。

　　周氏兄弟失和以後，魯迅的母親魯瑞及原配朱安的生活費一直由魯迅供給是不爭的事實。魯迅去世後，則由許廣平提供。後因魯迅去世失去經濟來源，又獨自撫養一個多病的兒子，許廣平實在難以承受，才在一九三八年給周作人去信希望他能幫自己分擔一下。許廣平真的很無奈，不少人都以為魯迅去世後，她靠出版《魯迅全集》賺了許多錢。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許廣平在萬般無奈之下給周作人的去信中解釋過，《魯迅全集》出版「全由紀念金款借取，自以為將來全集出後，可陸續籌還。現全集出來所得之款，全部還去，仍欠二千餘元。」因此，她才「中夜彷徨無計，故特具陳經過，乞先生憐而計之，按月與太師母等設法，幸甚！」但從同月十七日，魯瑞給許廣平的信中看，請求並未打動周作人：「八道灣老二亦深悉此中困難情形，已說明嗣後平寓在予一部分日常用費由伊自願負擔管理。惟老大名下平滬共計三人休戚相關終須一體。賢媳高明當不使予稍有顧慮也。」從魯瑞的語氣看，周作人沒跟母親提許廣平的信，卻說自願，這已不厚道；又說平滬三人一體無非是指朱安及許廣平母子，這已不單單是不厚道了。「賢媳高明」一句，表明了解周作人品性的魯瑞必定已猜到其中的原委，卻也無奈，只能請許廣平不要為難她。即使在周作人「自願」承擔母親生活費的情況下，十一月的錢仍是許廣平寄的，魯瑞在十一月八日的信中告知：「老二自一月起管我一部分用費，擔任若干尚未說明。」而且十二月還去信希望許廣平「匯寄若干」。一九三九年七月四日信中說：「這半年來，老二月費均按月送來五十元。」老太太知道周作人賞她多少錢，她就只能拿多少，跟他提困難毫無用處，因此，只能每次信中不停向許廣平說北京生活的不易。此時因南北通郵受阻，許廣平只得請住北京的魯迅學生李霽野代為支付，魯瑞有時甚至未與許廣平商量，便借支或多取一些生活費。周作人的冷漠及北京方面雖理解她的艱難，又不停希望增加匯款的家信，終至引起許廣平的不滿，在信中說了「賣身也無補」的氣話，鬧得婆媳倆頗不愉快。

　　一九六三年六月，許廣平在《北京晚報》發表文章，其中指責周作人為售書風波的主謀。這惹得周作人很惱火。於是，給《北京晚報》去信表達不滿情緒，信中說：「七日貴報登有許廣平女士的一篇文章，中間說及出售魯迅藏書的往事，辭連鄙人，彷彿說是我的主意，事實有她當年的一封信為憑，完全不是這樣的。今照抄一份送上，請賜一閱。據信中所說，自民國卅一年春即不能匯款，以後先母先嫂的用度即由我供給，此為分所當然，說不上什麼『鼎力維持』，但是『俾將來繼續清償』，結果卻是一番胡來的誣衊，實真是最可感荷的了。不敢希望玷污一點貴紙的篇幅，只是請你花費些許貴重的工夫，請把那書信通看一過罷了。」

　　全信未對自己是否為售書主謀給出明確答案，只讓人們去許廣平的信中自己理會，卻着重強調「先母先嫂的用度」一事，實在是近於詭辯。許廣平的信中寫道：「日前上海報載，有北平家屬擬出售藏書之說，不知是否屬實？」其實，許廣平看似請周作人幫忙，實際以她當時對周作人的了解，已經懷疑此事為周作人所為，但畢竟只是懷疑，只好先以如此方式委婉地提醒他自己已知此事，讓他停止售書行動。至於一些恭維之語，也不過權宜之計。以當時的聯絡手段，她在千餘公里之外的上海，是完全無法及時了解和控制北京的情形的，鬧僵了，周作人硬是將書出售，損失將無法彌補。

　　而信中那句：「據信中所說，自民國卅一年春即不能匯款，以後先母先嫂的用度即由我供給」，其中的「以後」更是混淆視聽。其實，是僅至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許廣平為售書一事給周作人寫信的前後，算起來不過兩年有餘。而所謂「先母先嫂的用度」，更不過是周作人每月給母親的零用錢十五元，一九四三年，魯瑞去世前囑咐此錢「留給終身服侍她自己的兒媳」，以後，十五元變成日偽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的「聯準票」一百五十元。這筆錢給到何時不得而知，但從如今可見到的朱安給許廣平的信，風波之後，信中提到過朋友贈款，卻再未提起過周作人給錢之事。

　　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許廣平委託友人唐弢至京處理完售書一事回滬後，許廣平即匯寄「儲幣五千元合聯票九百元」。以後即恢復匯款，先是幾千，後是上萬，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匯四十萬，並請人轉五十萬，三月一百萬，四月二百萬，六月又匯朋友一百萬用作朱安的喪葬。對此，朱安是深為感動的，她在去世前一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您對我的關照使我終身難忘，您一個人擔負兩方面的費用，又值現在生活高漲的時候，是很為難的。」

　　魯迅去世後，許廣平如果對朱安完全撒手不管，在道義上也無可苛責。從身份上說許廣平對朱安沒有任何義務，倒是周作人作為小叔子更有責任。何況，當初文化界聯名寫信請他南下，他不願離開北京的重要理由之一便是「老母寡嫂」需要照顧。人情他賣了，事情卻要他並不承認身份的許廣平做，於情於理都說不通。

　　售書風波是否為周作人指使怕也是中國文壇的一個謎了。不過卻有他知道並參與了此事的證據。受託處理此事的唐弢在日後的回憶文章中描述過一個細節，說他在書單上看到有的書名被打上了三角，問為何意？朱安答：「老二（指周作人）說這些書他要，等舊書店估定價格，他照價付錢。」周作人這趁人之危的作法，讓唐弢既震驚又氣憤。其實，周作人指使售書是很合乎情理的，這樣他即可以不再管朱安的生活費，又毋須承受道義的譴責，順便還能收集些想要的書。朱安生命的最後幾年，生活異常窮苦，而由周作人供給用度的那兩年，其實正是他漢奸做得得意，月薪二千之時。就連當時《海報》的記者也感嘆：「豈以豈明老人今日之地位，竟不能庇一『寡嫂』而必欲出售魯迅翁遺澤始足為生耶？此則未免令人百思而不解者矣！」當時，哪怕周作人只給「先嫂」可勉強度日的「用度」，又何來售書風波。

　　其實，「先母先嫂的用度」由周作人供給而不應該抱怨的最重要原因，是八道灣的房子從當初購買下來就註明是兄弟三人和母親共有的財產。即使魯迅去世後，周作人將戶主改在自己名下，其中也明確地寫道：「老太太生養死葬之費亦在其中」。並且母親和魯迅被迫搬出八道灣後，他還一直將房屋出租。由此可見，周作人何嘗「供給」過，但他又能讓一些人覺得他在此事上受了許廣平許多委屈，手段實在老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