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餖版」浮水印
今年五月，南京十竹齋畫院新出了三套《十竹齋彩版信箋》。牛角掛書、千里負笈、青燈黃卷、蘇武牧羊，呦呦鹿鳴、夢蝶化蝶等，三十六頁新版彩箋，皆選自明代十竹齋創始人胡正言所編《十竹齋箋譜》，「或恬靜若夕陽之明水，或疏朗開闊若秋日之晴空，或清麗若雲林之拳石小景，或精緻細膩若天方建築之圖飾」，再現了古代文人的風雅韻致。
據十竹齋畫院執行院長衛江梅介紹，箋紙是舊時文人雅士用於題詠或書信的小幅紙張，通常為縱三十厘米、橫十八厘米左右。紙質潔白、勻薄、細膩、柔滑，印有淡雅而精美的圖案花紋。
「餖版」「拱花」印製箋譜
箋紙起源於南北朝時期，古代文人墨客寫信題詩都愛用印有器物、禽類、花朵的箋紙，至唐代便有了私人專用箋紙。元代製箋，始於雜色粉箋上印金銀花飾，盡顯華美。明代以後，箋紙的藝術追求表現在圖案花紋上。
衛江梅說，箋紙印製採用的是版畫藝術。中國歷史上，箋紙的巔峰之作為明代胡正言製作的《十竹齋箋譜》。中國的版畫藝術，歷經隋唐、五代及宋元以來的發展，至明代達到鼎盛時期。在十七世紀的天啟、崇禎年間，十竹齋浮水印木刻的出現，顯示出中國版畫藝術的卓越成就。李克恭盛讚《十竹齋箋譜》「匯古今之名跡，集藝苑之大成，化舊翻新，窮工極變」。
原籍徽州休寧的胡正言，棄官之後，定居南京。胡正言在書劃界享有盛譽，「天性穎異，多巧思，所為事無不精絕」。據李克恭記述：胡宅「嘗種翠筠十餘竿於簷間，聽夕博古，對此自娛，因以十竹名齋。」胡正言不但「清姿博學，尤擅眾巧」，還畫得一手好畫，寫得一手好字，刻得一手好印，「所摹歷代篆文法帖、印存、畫譜不下數百卷」，對詩學、經學、醫學等均有研究。
已辭世的中國著名的美術史論家王伯敏曾撰文介紹道，胡正言善書能畫，但其畢生精力，是放在經營浮水印木刻上。胡正言在天啟七年（一六二七年），完成《十竹齋畫譜》後，用了二十六年的時間完成《十竹齋箋譜》。
浮水印木刻要得到完美，其基本程式為繪、刻、印，三者都必須精巧熟練。王伯敏認為，十竹齋的浮水印木刻，在這三方面，都一致達到了極高水準。十竹齋的作品，刻印古畫，「淡淡濃濃，篇篇神采；疏疏密密，幅幅亂真」，有「天劃神縷之巧」，印刷技術登峰造極。
王伯敏介紹道，由於胡正言原籍徽州，徽州曾是宋代刻印彙集地，至明代，一流徽州刻工聚集南京。以胡正言當時的聲望與經濟能力，有條件選僱同鄉刻工高手到齋中工作。
據上元程家玨所著《門外偶錄》中記述：十竹齋經常僱有刻工「十數人」，胡正言對他們「不以工匠相稱」，與他們「朝夕研討，十年如一日」，因此使得「諸良工技藝，亦日益加精」。當刻畫「落稿」或「付印」時，胡正言對每份成品「還親加檢點」。
對此，王伯敏認為，十竹齋浮水印木刻的製作，為畫家與刻印工人密切合作成果。而此前，畫家與刻工相互分工，畫家不理解刻工的製作，刻工也不領會畫作的精妙。而胡正言與刻工們「十年如一日」的切磋琢磨，令畫刻印相得益彰，是中國版畫創作技藝迅速提升的關鍵所在。
胡正言的十竹齋創造出的「餖版」浮水印方法出神入化，在世界印刷史上率先採用「拱花」技術，成為中國印刷史、版畫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餖版是為每一種顏色的圖案專刻一塊版，甚至每一種顏色還要分成從淺到深的若干塊版，然後從淡色到深色逐次套印或迭印，構成彩色套印。「拱花」，是在紙上印出凸起的無色紋樣，用以表現行雲流水、鳥語花萼等無色或白色的物象，工巧素雅。
一六四四年，《十竹齋箋譜》問世，這年胡正言六十一歲。有文記載當時箋譜面世後「盛行海內」，人們「不計工價」，「銷於大江南北，時人爭購」，竟使包攬銷售的經手人刻工汪楷「以致巨富矣」。胡正言被當時的藝術家與鑒賞家們譽為「真千古一人哉」。
指肉捺印 匠心獨運
南京十竹齋畫院現藏有一套《十竹齋箋譜》，衛江梅介紹道，這是一九五二年北京榮寶齋的重刻版本，全書四本線裝。這部書的藍本是一九三四年據王孝慈藏本翻刻印製的榮寶齋本，當時編者為魯迅、鄭振鐸，畫者王榮麟。衛江梅說，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十竹齋箋譜》的最佳版本。
胡正言的《十竹齋箋譜》共四卷，計印畫頁二百八十九幅（王孝慈收藏版略有缺頁）。每卷分若干類、種。表現內容，有寫十竹齋所珍藏的商鼎周彝，古陶漢玉，文房諸寶等；有寫人物山水花卉飛禽走獸；有寫古人詩意歷史故事等。其中有些寫歷史故事的作品，以象徵的手法，不正面畫人，而是採用代表性的道具物品，作為表達故事中的意義或成語，並富有裝飾性。如成語「伯俞泣杖」，即韓伯俞受杖不痛，知母力衰而悲泣的故事，作者至▉畫一／劃一（一致）▉根竹杖，而表其意，意境深邃，出奇制勝。
翻開一九五二年版的《十竹齋箋譜》，卷一收清供八種，博古八種，畫詩八種，奇石八種，隱逸八種，寫生十種，計七組六十二幅畫。
清供：瓷質茶具，竹編花籃，輔以靈芝如意，畫卷、孔雀尾等，在絢麗之外有雋雅的格調。器皿山石以至圖飾台座等，或用雙勾線條描繪，或用平塗實地，更以拱花法成之，細膩而不繁瑣，明快而多變化。一展卷，令人不忍釋手。
翻開卷二，含龍種九種，勝覽八種，入林十種，無華八種，鳳子八種，折贈八種，墨友十種，雅玩八種，如蘭八種，共九組計七十七幅畫。
其中，勝覽：以傳統國畫線描形式刻成，除題款用淺赭色外，只印以單一的墨色。山、水、雲、樹等，無不細膩生動。
折贈：為八幅工筆折枝花卉：荷花、紫薇，芙蓉、桂花，梅花、水仙，牡丹、榆梅，玉蘭、海棠，兩色菊花，靈芝、蘭花，老幹新梅。枝葉多用雙勾填色，花頭採用高出紙面的拱花法，於色彩絢麗之外，更具浮雕的立體效果，別有韻致。
卷三包括孺慕八種，棣華八種，應求八種，閨則八種，敏學八種，極修八種，尚志八種，偉度八種，高標八種，共九組計七十二幅畫，皆用象徵手法，分別寓有歷史或傳說故事，見賢思齊，引人入勝。
卷四計有建義八種，靈瑞八種，香雪八種，韻叟八種，寶素八種，文佩八種，雜稿八種等八組，畫面總數為七十二幅。
香雪：是胡正言所作的八幅梅花，或寫瑞雪飄香，或圖月光掩映，無不別具匠心，極饒風韻。其中「虬幹猶花」一幅，筆法似有陳老蓮之意，幹老枝新，紅梅點點，彷彿精神矍鑠之老者，獨步寒風凜冽之中，於萬木凋零之際，迎風吐艷，蓋以喻人堅貞不屈的品質。
王伯敏還特別介紹道，在餖版浮水印的方法上，十竹齋的版畫家們有更巧妙的技術，即「指肉捺印」。明代的雕版印刷盛極一時，刻印良工都善於運用工具，而十竹齋良工卻要利用十指來幫助印刷，是為了在刷印上替代一般工具所做不到的細節。
王伯敏認為，這是一種更為精細的操作。在刷印時，以指頭的皮肉在印刷的紙面上按捺，就是為了在「印」這工序中，能更好地表達出不同物體的不同質感。王伯敏表示，他曾請老藝人實驗過，指肉捺印出來的線條柔和，色彩滋潤。十竹齋的這種「匠心獨運」的創造，自然是費了不少心血才獲得的。
魯迅鄭振鐸合印箋譜
《十竹齋箋譜》曾兩次被重刻，一次是一九三四年，根據王孝慈明代藏本複製；另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對照鄭振鐸藏本複製。
曾兩次參加《十竹齋箋譜》重刻的榮寶齋著名老畫家、木版浮水印大家王宗光，即為魯迅先生所說的「畫版者王榮麟」，撰文詳細回憶了一九三四年魯迅與鄭振鐸合印《十竹齋箋譜》的經過。
據王宗光回憶，魯迅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間，在北京定居了十四年，常涉足琉璃廠，這裏的書店、南紙店、古董店，甚至塵土飛揚的舊貨攤，都令他流連忘返。一九二六年，魯迅離開北京，次年到了上海，仍然不忘從北京搜集到的木版浮水印信箋，同鄭振鐸合作，輯成《北京箋譜》。爾後，又與鄭振鐸合編並委託榮寶齋重刻了《十竹齋箋譜》。
魯迅對《十竹齋箋譜》評價極高。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致鄭振鐸信中說：「《十竹齋箋譜》箋樣花卉最好，這種畫法，今之名人就無此手腕；山水刻得也好。」一九三五年四月，又致鄭振鐸信中說：「清朝已少有此種套版佳書，將來怕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
魯迅對重刻《十竹齋箋譜》格外重視，一九三四年二月致鄭振鐸信中說：「無論如何，總可以復活一部舊書也。」
魯迅與鄭振鐸重刻的《十竹齋箋譜》，依據的版本為明末崇禎十六年夏出版，流傳極少，當時僅存世三部。藏書家王孝慈藏有一部。據王孝慈的兒子王達弗回憶，父親所藏的這部箋譜，稍有缺頁，蟲蛀黴浸，掀頁時已抖抖擻擻。父親特製一樟木盒，珍藏起來，矜貴之至，不輕示人。但是當其書友鄭振鐸將借書原意告知後，慨然應允，並由鄭振鐸親自帶到上海，送至魯迅家。「全書四卷工程浩大，所耗不菲，其費用皆由二氏籌措，魯迅並按月寄款為助。」
據王達弗回憶，翻刻過程中，魯迅高度關注，對畫面用色都提出具體意見。而當年只有十七歲的王宗光，對魯迅在重刻箋譜過程中的品質要求極高印象很深，他說，魯迅最操心和費了很多時間去作比較研究的，是用紙的選擇。北京方面隨時把試印好的箋樣寄至上海給他過目。
一九三四年底，魯迅與鄭振鐸合力重刻的《十竹齋箋譜》第一卷出版。王達弗認為，雖然是榮寶齋的重刻本，但畫、刻、印技術相當接近明代原版。
遺憾的是，在這部箋譜刻至第二卷時，魯迅就逝世了，沒能見到全書刻成。而王孝慈也在這時病故，同樣沒能看到全書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