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香港東華三院文物館大廳/作者攝
「東華三院」（東華醫院、廣華醫院、東華東院於一九三一年三院統一合稱）自一八七○年「東華醫院」創立，至今已一百四十四年，是香港歷史最悠久、服務門類最多、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廣泛的慈善機構，是香港慈善文化的代表。它轄下的醫院、學校和各類社會服務機構，一直為香港社會提供多元化服務，慈善機構成為特區政府、市場以外，維持社會安定繁榮的第三支力量。東華三院於一九七○年成立「東華三院文物館」。二○○七至二○一○年，馮丹藜連任三年東華三院總理，捐資創建了「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基金」，並自二○一○年任顧問至今；二○一四年東華特命名「馮鳳華紀念文化古蹟廊」誌念。這期間，馮丹藜邀請明清歷史檔案專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前館長鄒愛蓮，來港一起考察研究館藏檔案。第一個「驚喜」就是，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九月初七日，兩廣總督張之洞奏請慈禧太后、光緒皇帝，為東華醫院頒發匾額的奏摺及批示「錄副」原件，還完好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經過深入研究，釐清「萬物咸利」匾額究竟是否出自光緒皇帝手筆等未解之謎。
奏摺具陳「皇太后、皇上聖鑒」
懸掛在東華三院文物館大堂正中高處的「萬物咸利」匾額，是該院的鎮院之寶，正中鈐「光緒御筆之寶」。鈐某某御筆之寶，是清代皇帝御筆匾額的通例，乾隆皇帝的就鈐「乾隆御筆之寶」。所以直觀的解釋自然是出自光緒皇帝御筆。而東華通常解釋是「光緒皇帝親點翰林代筆」。外間不知就裏，於是可能誤以為皇帝偷懶或應付差事，令人捉刀代筆。其實，這恰恰反映了清廷對此事鄭重其事。檔案原件釋讀如下：
兩廣總督臣張之洞、廣東巡撫臣倪文蔚跪奏：為商民捐集粵賑，援案懇請頒發匾額，以資觀感，仰祈聖鑒事。竊照本年五月間，廣東西北永江，潦水漲發，堤基決壞，甚多小民，顛沛流離，官賑難乎為繼。據香港東華醫院董事何獻墀等，勸喻在港商民，捐資助賑，並電致上海暨三藩市等處華商，一體捐助，共合洋銀四萬六千餘元。由該醫院分派司事，前赴被水處所，妥為放賑，以繼官賑之後，俾災民不致失所。均經查核確實，實屬「好善樂施」。惟款屬湊捐，難以零星核獎。查該醫院崇祀神農，素邀靈貺，由海防捐輸局司道，詳請具奏，懇恩嘉獎，賞頒匾額等情。前來臣等伏查，光緒四年間，廣東水災，金山中華會館司事呂繩武等，邀集寄居商民，籌捐賑銀兩萬四百餘元。經前督臣張樹聲等查明，金山中華會館係崇祀關帝，奏蒙頒給匾額，傳旨嘉獎有案。今香港東華醫院集款助賑，事同一律。既據查明，該醫院崇祀神農。合無仰懇天恩，俯准頒發匾額一方，由臣等轉給香港東華醫院，敬謹懸掛，以答神庥，而昭激勸。謹合詞恭摺具陳，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九月初七日。
「九月初七日」前加插辦理結果：
光緒十一年十月初七日，軍機大臣奉旨：香港東華醫院崇祀神農，素邀靈貺。著南書房翰林，恭書匾額一方，發交張之洞等，轉給該處，敬謹懸掛。欽此。
這件檔案是軍機處的「錄副」，即就原奏摺及諭旨批示謄錄的副本，存檔備案。由奏摺內容可見，張之洞援引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三藩市中華會館籌捐賑災，蒙頒給匾額傳旨嘉獎前例，要求朝廷「事同一律」，而積極爭取到「俯准頒發匾額一方」。
「南書房翰林恭書」「萬物咸利」匾額
需要注意的是，奏摺啟奏的對象是皇太后、皇上，即慈禧太后、光緒皇帝。這是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元旦光緒皇帝親政之前的制度安排。
古語說：「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在封建世襲制度下，繼位的新君若是幼主，施政往往會出現麻煩。但從明朝起基本從制度設計上解決了這一問題。例如萬曆皇帝繼位時年僅十歲，照樣在全國推行起「張居正改革」。清代光緒皇帝五歲繼位，由慈安、慈禧兩宮太后按照同治親政之前實行的《垂簾章程》，實行「垂簾聽政」。這期間，各級官員上奏朝廷的奏摺，是秉承兩宮太后（光緒七年之後只剩下慈禧太后）的旨意批示，由軍機大臣以黑色墨蹟在奏摺上寫下「軍機大臣奉旨」雲雲，如上引文。
少年光緒帝在學習文化課同時，也學習公文批覆等政務。大約從光緒六年起，出現一式兩份的奏摺。一份是原先「軍機大臣奉旨」墨批，一份是光緒帝用朱筆模擬的「朱批」。此時年輕的光緒帝字跡還比較稚嫩，與東華匾上筆跡有一定差別。光緒十三年之前「朱批」奏摺是「學批」，自然也不會率意給天下臣民賞賜墨寶。「著南書房翰林，恭書匾額一方」，應該說是非常負責任的作法。南書房翰林是皇帝的秘書班子。翰林是從歷年錄取的進士中簡（不是揀）選的頂尖人才，包括狀元、榜眼、探花。由他們「恭書」之後，再用「光緒御筆之寶」，然後「發交張之洞等，轉給該處，敬謹懸掛」。程式上一絲不苟。此匾蘊含了如此豐富的歷史，更加彌足珍貴。
萬物咸利，出《周易．咸》：「咸：亨，利貞。」咸，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涉東華清代中央檔案尚夥
這件檔案與實錄相對應。《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光緒十一年十月壬申（初七日），「以素邀靈貺，頒香港東華醫院崇祀神農匾額曰：『萬物咸利』。」東華三院所屬上環文武廟裏，還有一方光緒御筆「神威普佑」匾，是為表彰東華在華北「丁（丑）戊（寅）奇荒」（光緒三、四年）中賑災義舉的。查《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光緒四年十一月癸丑（二十八日），「以紳商捐集鉅款，有裨荒政，寅感靈貺，俯順輿情，頒上海果育善堂關帝廟匾額曰：『昭德揚仁』，廣東東華善堂關帝廟匾額曰：『神威普佑』，浙江湖州仁濟善堂關帝廟匾額曰：『惠周澤洽』，上海絲業會館關帝廟匾額曰：『仁敷地紀』。」
對照實錄，可以加深對此匾的認識。一是以往作為光緒五年，或許有誤。二是公曆也應該在一八七八年，而不是一八七九年。因為光緒五年元旦是一八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光緒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還在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三是此匾賜給關帝廟應出自地方大員奏請。光緒十一年「萬物咸利」匾額，從張之洞奏摺陳述，到軍機處辦理紀要，到後來實錄所記摘由，都提到「崇祀神農，素邀靈貺」。由此類推，既然實錄記錄四處都是關帝廟「寅感靈貺」，則東華「神威普佑」匾，也是從奏請理由、到辦理紀要，都提到關帝廟「寅感靈貺」。而此匾早「萬物咸利」七年，自然也是南書房翰林恭書。
涉東華的清代中央檔案還有不少。東華三院保存的歷史檔案是成完整體系的近代地方和部門檔案，與清代現存中央檔案聯繫研究，會有更多收穫。
（馮丹藜：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前東華三院總理；鄒愛蓮：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