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壽裳先生（一八八三年至一九四八年）是魯迅的終身摯友，他本人乃是著名的學者、教育家，任教於多所著名的高校，晚年在台北擔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台灣大學教授兼國文系主任，對肅清日本侵略的文化遺毒（“去日本化”），推動台灣國語運動和中文教學，都作出過重大的貢獻。

　　許壽裳先生着作很多，他的《魯迅年譜》、《亡友魯迅印象記》、《我所認識的魯迅》，固然早已是研究魯迅的案頭必備之書，此外如《中國文字學》、《章炳麟傳》、《傳記研究》、《怎樣學習國語與語文》、《考試制度述要》等也都是非常有價值的著作，他的一批生前未發布的手稿，近年來已集為《許壽裳遺稿》（黃英哲、陳漱渝、王錫榮編，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一一年版）印行；而陸續公開的日記和書信則是知人論世的重要材料，讀起來也很有興味的。

　　前幾年面世的《許壽裳日記》（黃英哲、秦賢次、陳漱渝、蕭振鳴編校整理，福建教育出版社二○○八年版）包含他最後九年（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日記原本和經過整理考證的釋文。這裏有?極其豐富的材料，例如關於他接受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字公洽，早年留日同學，跟許是紹興同鄉）的邀請，出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的經過，日記中即多有記載，試舉幾個時間關鍵節點的記載來看：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日 得公洽‘顧密’電……以來電囑荃侄代翻。”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 六時得荃侄電話，知‘顧密’電已譯出，略謂為促進台胞心理建設，擬專設編譯機構，編印大量書報，盼兄來此主持，希電覆。”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 覆公洽電（由荃侄在院代發）。快信公洽。”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得公洽覆信，述編譯館工作及待遇頗詳。”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晨四時半即起……六時半抵龍華機場……近下午一時抵台北……偕季谷訪蔣授謙秘書，即進謁公洽，稍談即出。”

　　那時台灣光復未久，文化、思想、心理方面建設至關重要，許先生當機立斷，單身赴台，而那時各方面辦事的效率似乎也都很不錯。

　　新近面世的《許壽裳家藏書信集》（上海魯迅紀念館編校釋讀，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一六年版）包括兩方面的信函：別人寄給許先生的信和他本人寫的信（其中大部分是底稿的手跡），共有五百一十四封之多，內容極其豐富，是研究現代文化史、教育史、台灣史的一大富礦。

　　試略抄兩段同台灣省編譯館有關的信件來看。許壽裳先生到台北就任後立即開始工作，八月二十二日致信其時還在重慶的國立編譯館館長趙士卿說：“弟頻年濩落，寧處未遑。近應 公洽長官之招，自京抵台，忝長省編譯館。館中工作，分學校教材、社會讀物、名著編譯、台灣研究四組，而尤以教育圖書之編譯為重心。自維樗散之材，當此巨艱之任，索塗擿埴，隕越時虞。所期 訓誨時頒，箴規不吝。式循圭臬，糾繆絕愆。”

　　許先生極其虛心地向同行請教。為了開展那四項工作，迫切需要圖書，所以許先生一再向中華書局等出版社郵購書籍，這一方面寫過大量的信函，這裏只須看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一日致朱文叔的信，即可借一斑而推知全局：“本館購書事宜，迭承 鼎助，溽暑瀆神，尤深感篆。第二批書款台幣拾伍萬元，合國幣六百萬元，一星期內即可寄上。來示所列擬購書目，自是正法眼藏，即請以 尊意選購。西書部分，九月二日館中曾有一函抄奉地址，係從此間美國新聞處探得者，倘該處亦無法代辦，則請 貴友幫忙亦可……此外國定教科書之教學指引，需要甚殷。又國內出版有關本省之新舊著作，亦祈擇要搜羅。”

　　台灣省編譯館草創之初，購置圖書乃是關係到該館全局的大事，所以館長許壽裳事必躬親，全力以赴。這樣的工作精神實在非常動人。編譯館被砍掉以後，許壽裳轉赴台灣大學，開始了在一條新戰線上的奮鬥。

　　非常希望看到能有學者充分利用許壽裳先生的日記特別是新近面世之書信中的寶貴資料，詳細地研究和介紹他對台灣文化建設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