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費城樂團這次訪港演出的作品都是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的管弦樂作品，也正是浪漫樂派的全盛時期。圖為該團5月20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康文署供圖
美國費城樂團（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成立於1900年）這次來香港演出可以說是久別重逢─Sawallisch和Eschenback曾分別帶團來香港演出，那是十餘年前的事了。其實費城樂團有?驕人的歷史，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裏，擔任過指揮、音樂總監的包括Leopold Stokowski（1912-1941）、Eugene Ormandy（1936-1938與 Stokowski同時擔任指揮，然後被委任音樂總監至1980）、Riccardo Muti（1970年為客座指揮、1980-1992為音樂總監）、Wolfgaug Sawallisch（音樂總監1993-2003）、Christoph Eschenback（音樂總監2003-2008）、Charles Dutoit（音樂總監2008-2012）等。這次帶團來香港演出的指揮Yannick Nezet-Seguin，是二○一二年開始擔任音樂總監的。\劉靖之
上面開列的名單，都是明星級的樂團指揮，難怪費城樂團能常年保持美國五大樂團之一的地位，曾有“費城樂團音響”之美譽。因此，這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邀請費城樂團來港演出，成為香港音樂生活裏的盛事，入場券一早被搶購，兩晚演出均告滿座。
曲目的時代背景
費城樂團的兩場音樂會（五月十九，二十日），曲目包括布拉姆斯《D大調第二交響曲》（作品73）、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天方夜譚》交響組曲（作品53）、馬勒改編的貝多芬《F小調弦樂四重奏》（作品95“嚴肅”）、布魯克納《降E大調第四交響曲》（WAB104“浪漫”），都是十九世紀歐洲音樂創作的黃金時代的作品。貝多芬的四重奏寫於一八一○年，馬勒於一八九八至九九年改編為管弦樂版本，並於一八九九年一月十五日在維也納首演，由他親自指揮；布拉姆斯的第四交響曲寫於一八七七年，同年十二月在維也納首演；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交響組曲寫於一八八八年；布魯克納的第四交響曲於一八七四年寫成，在之後的十四年共修改了六次，一八七八年進行了頗多的改動，一八七九年再次修改，成為第三個版本，一八八一年首演了第三版本。這之後又有修改，最後版本於一八八八年演出，而定稿版本於一八八九年出版，離初版長達十五年！
從上述背景，我們了解到費城樂團這次來香港演出的四首作品都是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的管弦樂作品，也正是浪漫樂派的全盛時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1844-1908）所屬的俄羅斯民族樂派，其實是歐洲浪漫樂派的支流，他們的作曲技法和風格與中歐的浪漫樂派一脈相承。布魯克納（1824-1896）和布拉姆斯（1833-1897）是同一時代的作曲家，馬勒（1860-1911）較年輕，因此在配器和樂隊效果上較前兩者更立體、更多層次。
這兩場音樂會筆者都聽了，由於篇幅的關係，本文將集中談談第二場音樂會的馬勒改編的貝多芬弦樂四重奏和布魯克納的第四交響曲。
馬勒編貝多芬弦樂四重奏
馬勒改編的貝多芬弦樂四重奏，聽起來有點怪：弦樂四重奏是給四件弦樂相互傾訴、辯論、對答的平台，適合在小演奏廳演奏的音樂作品，因此稱之為“室內樂”（Chamber Music），而Chamber在歐洲宮廷裏是有一定規範的，與演奏管弦樂團的音樂廳截然不同。馬勒是當時著名的管弦樂團指揮，又是著名的交響曲作家，在駕御管弦樂團各組樂器上固然是能手，但弦樂四重奏的曲體和內容卻限制了他的才華。他改編的弦樂四重奏，織體豐滿、渾厚，和弦、對位亮麗流暢，但缺乏了管弦樂團的層次和色彩，聽起來仍然是“加料”了的弦樂四重奏，反而失去了弦樂四重奏的親切、細膩、互動的特點。
費城樂團的貝多芬弦樂四重奏的演奏非常沉實、雄厚，有?迷人的織體和弦樂效果。對樂迷來講，這首改編作品可能會感覺頗有聽頭，但對專業音樂家，則仍然寧願聽弦樂四重奏。
布魯克納的第四交響曲
布魯克納的交響曲頗受一些人的推崇，但馬勒的交響曲似乎更受歡迎，筆者認為可能是由於：布魯克納一直不停地修改他的交響曲，不僅自己大事修改，而且還讓別人修改，修改過多會影響作品的連貫性和感染力。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他是位出色的管風琴演奏家，而他的交響曲帶有管風琴味道，大塊大塊的和弦群族，不停地堆積，缺乏釋放性的旋律和樂器之間的互動。由於修改過多，聽眾難有一氣呵成的感覺。
筆者在聽第一場音樂會的布拉姆斯第二交響曲時，覺得指揮Yannick Nezet-Seguin未能掌握第二交響曲的連貫性，沒有那種從頭到尾的大線條的氣勢；但聽了他指揮布魯克納的第四交響曲時，反而覺得頗為稱職。Nezet-Seguin所缺乏的也是布魯克納所缺乏的─太注重細節而忽略了整體，因此兩者─作曲和指揮頗為合拍。
由此可見，好的樂團要演奏適合樂團實力和風格的作品，更需要一位既能絲絲入扣地帶出細節又能掌握作品大線條的指揮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