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九月，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展開其任內首次訪華之旅，並出席杭州G20峰會，隨後李克強總理回訪加拿大。其間，中加兩國不僅簽署了多項貿易、文化交流合作協議，還就「中加自由貿易協定」可行性研究和簽署「雙邊引渡條約」的前期準備工作達成共識。加拿大還表達了加入亞投行的意願。上期訪談中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包義文（Professor Paul Evans）曾談及中國外交戰略及其對亞太地區秩序建構的影響，本次包義文進一步闡釋了特魯多政府對華政策考量以及中加關係發展的前景。
沈：在加拿大前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主導的保守黨政府期間，中加關係較為波折。特魯多率領自由黨組閣后，讓不少人覺得中加關係正在「回暖」。目前特魯多政府在對華外交上有怎樣的共識？
包：特魯多總理與李克強總理的互訪，在「重啟中加雙邊關係」方面取得了遠超預計的成功，為兩國關係發展設定了新的基調。過去十年，加拿大保守黨政府與北京的關係可謂「政冷經熱」，自由黨政府致力於採取持續、協調一致的對華政策。這一努力會否開啟兩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黃金時代」，仍有待觀察。事實上，比「黃金時代」更適合的期望應當是兩國關係進入「綠色時代」：能源與環境領域的合作，是中加關係下一步發展的重心。
與兩國關係發展新基調相呼應的，是極具抱負的議程：將商貿合作關係拓展至更多領域，尤其是環境、能源領域；拓展民間交流，包括高等教育合作及聯合研發。對加拿大而言，迅速與中國展開自由貿易協定和雙邊引渡條約的談判，在政治上頗具阻力，面向加拿大公眾的民意徵詢已啟動。在政治領域，兩國高層全新對話機制已建立，加拿大也表達了加入亞投行的意願，中方積極回應。總體而言，中加圍繞全球治理相關議題，在G20等平台上有著密切合作。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領導力削弱的今天，中加在強化全球治理機制上有共同利益。
沈：在過去的研究中你曾指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僅改變了全球實力分布格局，亦在區域／全球事務和治理上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加拿大應重新制定對華政策。加拿大的哪些利益受日益強大的中國影響？為何十年前的對華政策在今天已不適用？
包：加拿大需要新的對華政策，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加雙邊關係需要向前發展。二○○五年兩國宣布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但始終未有清晰的定義，亦未落實。今天，北京和渥太華都認識到，全球實力均衡的格局正在改變，美國本土市場接入的不確定性在增加，在地區和全球事務治理上，需要一種全新的、合作的領導機制。
對中加而言，氣候變化和環境治理上的合作最為重要，中國和加拿大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落後于人，目前兩國政府都試圖改變這一狀況。另一個中加兩國利益的交集是維和行動。中國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而加拿大作為這一領域的「先行者」，有責任與中國進行更深入合作。中國是一個成長中的全球大國，而加拿大致力於在二十一世紀扮演「中等國家」（MiddlePower）的角色。兩國在「維持穩定的國際秩序」上有共同利益，而這一秩序在今天正受到劇烈的沖擊。此外，兩國對「讓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發出更大的聲音」也有共識。
沈：中國正在積極推廣對「民主」、「法治」和「人權」等理念和規範的定義，與西方的表述存在差異。加拿大是否認可「中國版本」？會否與加拿大一以貫之的「價值觀外交」衝突？
包：加拿大與中國對「人權」（尤其是政治權利）、「民主」等理念的認識確實不同，這種差異在過去四年正在不斷擴大。很多加拿大人期望，一個經濟和社會不斷開放、中產階級不斷壯大的中國會迎來政治自由化。目前加拿大人面對的艱巨挑戰是，與一個有別於他們心目中所期待的中國合作。▉從新／重新▉任自由黨政府的對華外交策略來看，渥太華對中加兩國政府在價值觀方面的差異有清晰的認識，但同時也相信這一差異可以通過「互相尊重、求同存異」的方式處理。
例如，兩國對「推動法治建設」都有共同的訴求，在中國發展其法律體系、培養新一代律師和法官的過程中，加拿大可以基於自身在行政法、刑法和商法領域的經驗為中國提供借鑒。長期看來，中加兩國訂立雙邊引渡條約或許是可行並且值得的；不過就目前而言，兩國在「遣返在逃疑犯」這一領域更務實的合作方式還是情報共享，以及協商有效的驅逐出境措施。
沈：民意在加拿大外交決策中扮演着相當重要的角色。什麼因素影響了中國在加拿大公眾眼中的形象？如何改善中國的形象？
包：目前，加拿大民眾對中國的人權狀況、軍事現代化速度和在南中國海地區的強勢舉動都有較為負面的觀感。今天的中國與加拿大近在咫尺，這在上一輩加拿大人看來是難以想像的。加拿大人還擔憂中國國有企業在加巨額投資項目是否符合當地法律規範，擔憂中國投資者對加拿大主要城市房價的影響，並對網絡安全問題頗為關注。
加拿大人亦對持續的外來移民、文化多元主義、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動及開放的貿易體系抱有強烈的支持態度。中國與加拿大的民間交流和商品、資源貿易都取得了顯著成功。接下來兩國進行任何重要雙邊貿易談判的過程中，特魯多政府需要向加拿大民眾闡釋一個新的「中國政策」，尤其是「中國為何重要」、「如何處理中加兩國之間的差異」以及「如何管控深層交往過程中的風險」。
沈：「中等國家外交」是一個不容易的任務。具體到加拿大，如何以「中等國家」身份與域內其他國家互動，共同塑造亞太地區秩序？在對中國進行「中等國家外交」的過程中，加拿大有何優勢？
包：上世紀九十年代，加拿大在亞太地區的「中等國家外交」有顯著的成績：在區域機制（如ASEAN Regional Forum）的建設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對區域內人道主義災難也有建設性的回應，對數個區域內合作安全倡議也表達了支持。不過，在過去十年，加拿大沒有深入參與亞太地區戰略性事務，關注點局限於經濟事務。隨着新任自由黨政府上台，這一現象很可能改變。
對「中等國家」這一角色而言，「和平地適應（大國崛起）」是符合其利益的。但中等國家又有對國際法和「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Rule-based System）的訴求。如何平衡這兩方面，就是「中等國家外交」面對的挑戰。以加拿大為例，在國際仲裁法院就南海問題作出仲裁后，加拿大強調了對國際法的尊重，同時對「歷史權益」這一概念的態度與其他國家有細微差別：因為加拿大的立場與其對北極地區相關領土的主張一致。加拿大表達了對北京在南中國海地區一些強勢舉措的擔憂，但並未有參與或支持美國領導的「航行自由行動」（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不過，加拿大將自身置於積極促進南中國海地區海洋資源與漁業資源保育這一語境中，並發揮着建設性作用。
加拿大在亞太地區追求的角色並非是重要的軍事存在，而是建設性的、負責的地區合作夥伴。中國常常批評新加坡在戰略取向上與美國走得太近；相反地，中國之所以重視加拿大，正是因為它既靠近美國，又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美國，並且有自己的世界觀，支持中國在全球和區域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亞太地區的戰略平衡正在發生轉變，美國再也無法維持其在亞太地區首屈一指的戰略地位，而新的地區秩序又尚未建立。諸如加拿大、澳洲、韓國和新加坡這樣的國家，單個來看都無法對區域安全局勢造成多少影響；但當他們聯合，並與ASEAN國家一道，就能在減少區域衝突、協助構建地區秩序等領域扮演建設性角色。
本文由香港政策研究所國際關係中心沈旭暉策劃，黃思為筆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