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宋版《孟子注疏》。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用人制度的探索上，中國人一早就認定了一條原則：「選賢與能」。從兩千五百年前孔夫子（公元前五五一至公元前四七九年），到現代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都將「天下為公」和「選賢與能」作為自己的理想追求。其原始論述見戰國經典著作《禮記》的《禮運》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漢鄭玄《禮記》卷七，四部叢刊景宋本）
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
古人追求的理想社會是堯、舜、禹三代，稱為「大同社會」。在大同社會裏，國家屬於全體人民，「天下為公」。然後在用人制度上，實行「選賢與能」；人與人之間關係上，講究信用，和睦相處。選、與，就是選、舉；賢、能，就是德才兼備。《說文解字》：「與，從舁、從與，會意，公舉而與之也。」與就是共同推舉並授權給他。共同推舉，就是民主選舉，但選舉的過程和結果，是要保證選出德才兼備、堪當大任之人。
史學界一般認為，夏代之前屬於原始社會，實行的是「天下為公」的公有制，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勞動產品歸大家共有，領袖在生產生活考驗中自然產生，眾望所歸。三皇─燧人氏（燧皇）、伏羲氏（羲皇）、神農氏（農皇），是早期發明家；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是當時幾位傑出的帝王，其中堯、舜、禹相繼禪讓帝位，是實行「天下為公」的千古佳話。
「選賢與能」的思想深入到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反映社情民意的《詩經》，體現中國人哲學思想的《周易》，論政的《尚書》，等等。前者例如《詩經．召南．鵲巢》諷刺：「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後來成為成語「鳩占鵲巢」。《周易．否》批評「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為社會隱患。《周易．乾》指出，有德有能的人不得志，「潛龍勿用」，無德無才居高位，「亢龍有悔」，都不是好現象，孔子就此點評：「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德才兼備的人不獲地位，賢人在野，小人得志統治賢人，這種情況下什麼事也辦不好。
綜覽中國歷史，從隋唐開始的科舉考試制度，實際上就是「選賢與能」的具體實踐。科舉制度不論如何評價，其顯著結果是，不論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還是精忠報國的民族英雄岳飛，以身殉國、「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不論「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在南海拉開近代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追求民族復興序幕的林則徐，還是「公車上書」、推行變法維新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一千二百舉子，都是經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時代精英、社會棟樑。證明「選賢與能」，是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和核心要義之一。
講信修睦 德者居之
上引《禮記．禮運》一段話，是孔夫子中年出任魯國大司寇（相當於宰相）時，參加完魯國宗廟歲暮大享之後，面對魯國的宗廟社稷，向身邊的學生子游（言偃）談到的理想抱負，主旨就是唐代杜甫概括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接着根據史書記載，描述了上引「大道之行」的景象。這個理想與記載孔子言行事跡的第一手資料《論語》相關內容一以貫之的。《論語．衛靈公》篇，他的學生顏淵問治理國家，孔夫子回答說：「行夏之時」，實行堯舜禹「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道」。
經歷了夏商私有制，最晚在商周之際，人們又重新明確了上古的共識：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因此《尚書》裏屢屢提及民意就是「天命」，「天視自（來自）我民視，天聽自（來自）我民聽」（《泰誓》），失民心就必然被「革命」─革除天命。孟子由此指出，誰得民心，誰當天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即老百姓）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這與西方中世紀神權制度截然不同。西方經歷漫長的神權統治之後，主要選擇了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隨着時間推移和在台灣等地推行的結果，其簡單多數的制度缺陷越來越突出。而其帶來的政治人物以選票為追求目標，直至訴諸民粹等弊端，在孔孟時代已經被反覆指出。孔夫子以「鄉願」視之，說：「鄉願，德之賊也。」（《論語．陽貨》）。
孟子詳細描述「鄉願」的特徵：「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不講原則，只求八面玲瓏；不引導社會進步、人心向上，只為投其所好，以博取選票；不顧人民的長遠利益、整體利益，只以小恩小惠等眼前利益誘人。凡此種種，根本無法接近聖賢之道。先哲主張，政治人物要有時代擔當和歷史遠見，正像民族英雄林則徐那樣，「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孟子轉述曾子聽孔夫子講大勇之道：反省自己，覺得理虧，即使面對普通百姓，也要誠惶誠恐；反省自己，覺得理直，縱然面對千萬大人物（阻撓），也要勇往直前：「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代代相傳的聖賢之道，潛移默化，深植於我們民族的血脈之中，才使我們有辨別大是大非的能力，做到「呂蒙大事不糊塗」。
開科取士 選拔人才
與孔夫子及戰國時期思想家們力倡「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背道而馳，隨着社會經濟發展，利益集團固化，先秦時期實行的以「世卿世祿」制度為代表的「貴族政治」，不但沒有削弱，而且繼續強化。三國魏國曹丕時期開始實行的「九品中正制」，在兩晉、南北朝「氏族制度」下，成為門閥士族的選舉工具，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格局。一方面是無德無才的氏族居高位，一方面是精英人才進身無門。正像西晉詩人左思《詠史》所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這種制度帶給社會的危害極大，包括面對異族入侵，中原王朝屢吃敗仗，天下大亂。
因此隋朝建立後，決心改變用人制度，隋煬帝大業三年（六○七年）開科取士。唐朝進一步深化和普及科舉制度，至宋朝建立後，人才選拔完全依靠科舉，由社會精英構建起完整的文官體系，中國人正式進入「精英政治」時代。這在世界政治文明發展史上是超前的進步和成熟。北宋神童、元符三年（一一○○年）進士汪洙豪邁地說：「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正因為用人制度的改變，沉寂多時的「選賢與能」重又屢屢被提及。例如南宋學者胡安國《春秋傳》指出：「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科舉制度激發了知識分子、社會精英的使命感，三國時代偶有提及的「以天下為己任」（《三國志．楊阜傳》），在隋唐多了起來，例如《隋書．高穎傳》：「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唐朝宰相權德輿：「乘時致位，以天下為己任。」（《答左司崔員外書》）而到宋代全面爆發，湧現出以范仲淹、富弼等為代表的一批「以天下為己任」優秀人物，以精忠報國的岳飛為代表流芳千古的民族英雄。南宋朱熹讚揚北宋范仲淹：「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朱子語類》）南宋呂中《大事記講義》稱：「仲淹自陝西還朝，天子倚以為重，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感激眷戀，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時任宰相）日夜謀慮，興治太平。」周敦頤稱讚北宋魏國公韓琦：「能以天下為己任者，今魏公也。」（《江州濂溪書院後記》）南宋華鎮總結說：上古天下為公，以天下為己任，把國家的事當自家的事。（《雲溪居士集．蕭曹論》：「古之至公者，以天下為己任，視國之存亡，猶其家之隆替。」）南宋杜道堅說：「聖人以天下為己任，不以天下為己有。……是任天下於天下也，天下其有不治乎？」（杜道堅《關尹子闡玄》卷上）
范仲淹《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把「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變成千古流傳的格言警句。此後一直作為我們民族精英的最高追求。而最能反映宋代知識分子擔當的，莫過於宋仁宗嘉祐二年（一○五七年）進士、北宋大儒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多麼偉大的理想抱負和使命擔當！這一年同科進士有蘇軾、蘇轍、張載、程顥、程頤、曾鞏、曾布、呂惠卿、章惇、王韶等，個個好比文曲下凡，真是群星薈萃！他們不但是一個時代的精英，甚至也是我們民族文化的驕傲。
時窮節見 正氣浩然
宋代狀元、民族英雄文天祥《正氣歌》，歷數前代張良、蘇武、諸葛亮等等中華民族優秀分子的浩然正氣，指出：越是國家危亡時刻，越顯英雄本色，「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更遠的不說，明末支撐抗後金、抗清戰爭先後相繼有三位名將：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金庸先生評價說：「作八股文考中進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現了三個軍事專家」。除了寫文章、當公務員，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近代，晚清狀元們，幾乎都卓有建樹：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狀元孫家鼐，「戊戌變法」時出任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大臣，為北京大學首任校長；一九○○年八國聯軍進犯北京時，本已辭職回鄉的他北上共赴國難，接着參與「新政」，為近代史上第一位教育部長。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狀元陸潤庠，響應朝廷興辦實業、官督商辦的號召，在老家蘇州設立商務局，創辦了蘇綸紗廠和蘇經紗廠，成為近代早期民族實業家。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狀元曹鴻勳，不僅是古代志士仁人追求的能臣廉吏，而且主政陝西期間，在延長油田打出中國大陸第一口油井，並致力於發展近代石化工業，被譽為「中國近代石油工業第一人」。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狀元王仁堪，在鎮江知府任上，妥善處置涉外糾紛的「丹陽教案」，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狀元張謇，是「實業救國」代表，一生創辦二十多個企業，三百七十多所學校，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興起、近代教育發展，作出傑出貢獻。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年）狀元王壽彭，進入民國後銳意改革山東教育，是山東大學首任校長。清代最後一位（一九○五年）狀元劉春霖，先後面對偽滿洲國、日偽華北當局，以高官厚祿引誘他出任偽職，他都嚴詞拒絕，聲明：「寧為華丐，不當漢奸！」
一八九五年春，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公車上書」的一千二百名士子，都是上一年秋天或更早，參加過省級考試「鄉試」，已經取得國家公務員資格的「舉人」。此時他們已經過禮部「會試」，接着就是最終定終身，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正在等待考試結果的他們，獲知《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白銀二億兩的噩耗，群情激憤，康有為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一千二百多人連署，上達天聽。再次證明他們不愧是時代精英。距今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變法」，包括「廢科舉」等改革措施，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都是科舉出身，一時人傑。
《禮記．禮運》記載上古五帝三皇世事演進，緊跟「大同」之後是「小康」。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時代，重溫這部歷史很有意義。「選賢與能」，造就了我們民族一代代英才俊傑，承載着我們民族千百年理想追求。不論時代如何變革，最好、更好，始終是中國人用人制度的關鍵。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