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國近代以來一直沒有完全的殖民地經驗，不過這是否意味着殖民主義批判與中國無關呢？也許問題應該以相反的方式提出來，即：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控制的帝國主義是如何在沒有實際殖民的情形下取得成功的？這是後殖民理論對於我們的提醒。

在小說《唐倩的喜劇》中，我們發現，陳映真所描繪的台灣六十年代的狀況，其實與中國大陸的八十年代有頗多相似之處。六十年代台灣的文化界，被一輪又一輪的西方理論所佔據，追逐新潮的唐倩也隨之更換男友。她的男友開始是一個詩人，後來變成了存在主義者老莫，在存在主義不再時髦的時候，她的男友又變成了新實證主義代表人物羅仲其。最終，她直接找了一個認為「台灣的咖啡都沒有美國的香」的美僑。經歷過八十年代的我們都知道，那個時候中國大陸的存在主義等西方思潮的風行以及出國熱，並不亞於台灣，這也佐證了中國雖非殖民地，然而在精神上卻並不能豁免於西方的文化支配。就此而言，陳映真的殖民主義批判對於中國是有借鑒意義的。

一直到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工業化的種種負面後果顯露出來，我們的批評界才開始注意到批判消費主義。不過，中國當代批評家所津津樂道的消費主義，不過是鮑德里亞等西方理論的東施效顰，並沒有注意到第三世界所面臨的西方消費主義衝擊的後果。而在多年之前我們努力追求消費的時候，陳映真就已經在批判消費主義了。陳映真並不熱衷於套用西方理論本身，他關心的是台灣的跨國企業對於消費主義的營造，以及台灣人艱難的文化選擇，是第三世界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中的弱勢命運。目下中國大陸正在經歷的高能耗企業、生態污染、消費主義的同質化、傳統文化的消失等問題，正是陳映真當時所關注的。聯想到中國很少出現諸如陳映真、黃春明等人所反省的國人在外資企業中的認同困惑或心靈異化主題的文學，我們在這個方面的文化意識的確是很缺乏的。

　　（四）

一九八○年代正是陳映真大力批判跨國企業和消費主義的時候，他在這種歷史語境中所提出的問題，的確很難為當時正在追求開放和消費的中國當代作家所理解。

在中國大陸已經遭受嚴重污染的今天，張賢亮歡迎「污染」的言論，已經變得很可笑了。陳映真比我們超前的很多。一九七四年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首先就是從污染問題開始的。由此陳映真自然會關注生態，可惜張賢亮無法理解這一問題。

陳丹青所說的「寫中國」，和阿城所說的「人民」的問題，有一定相關性。陳映真稱讚王安憶「寫中國」，是在批判殖民性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因為在西方思想操縱下，台灣很多作家已經不會寫台灣。事實上，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情形也類似，當時「現代派」和《河殤》主導了中國文壇，一心要走向世界的陳丹青覺得自己是「國際視野」的，所以斷言陳映真很「淺薄」。

可惜的是阿城。我們都知道，在八十年代的寫作中，創作了《棋王》等小說的阿城其實是逆向而動的，他書寫的是本地民間文化傳統。不過，在陳映真問起有關「人民」的問題時，剛剛經歷「文革」的阿城本能地把它理解成了政治的陳詞濫調。其實，陳映真在說「人民」的時候，恰恰強調的是在地，是與外來殖民文化相對的。就這樣，本來可以相通的阿城和陳映真錯過了！

最神奇的是王安憶，雖然她通篇寫了她對於陳映真的不理解，然而她在開頭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話：「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這句話是很有預見性的，她本能地抓住了陳映真的思想精髓。前面我們已經說到，陳映真後期一直念茲在茲的，就是反省消費主義。「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這個悖論性的標題在此也可以得到解釋了。雖然大家都覺得陳映真是過時的，然而王安憶卻感覺不是這樣，但陳映真到底怎樣？她還想不明白，於是用了這樣一個現在看來很有預見性的標題。現在我們明白了，被時代拋在後面的，並不是陳映真。

陳映真的歷史經驗較我們提前了二十年，台灣七十年代已經開始反省工業化，中國大陸直至八十年代才開始改革開放，所以阿城等人不能理解陳映真。不過，如果僅僅是因為時代落差的話，在我看來，則並不算什麼大的問題。

　　最為重要的是，陳映真給我們提供了晚清以來中國一直最為匱乏的批判殖民性的視角，這才是陳映真的真正意義所在，這一點我們至今還不能真正理解。

　　（五）

說到這裏，我忍不住要提到香港。如果把陳映真的思想遺產放到香港背景下，則顯然針對性更強。陳映真的小說早在六十年代初就被介紹到香港，如一九六三年三月出版半月刊《好望角》第一期發表了陳映真的小說《哦！蘇珊娜》，可惜陳映真的反殖民思想卻並未引港人的充分注意。

歷史有一次契機，讓陳映真直接面對港人談論殖民性問題。一九八七年《八方》復刊，邀請陳映真來港。陳映真於五月二十一日在浸會學院召開記者招待會並答記者問，並分別於五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港大演講「四十年來的台灣文藝思潮」和「大眾傳媒和民眾傳播」。以陳映真這樣一個對殖民性高度敏感的人物，他很容易看到受英國殖民管治的香港的節症問題所在。陳映真這樣提醒香港的知識者：「在香港這樣一個殖民地時代，應該從殖民地香港這個本身開始反省，從清末香港所走過的路，香港文學的發展，香港社會的發展，以至香港中國人的身份的認同的問題，香港在歷史當中，在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發展當中佔一個怎麼樣的位置，提出整個反省。」對於新一代的香港年輕人，陳映真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把認識香港作為知識的開端。在面臨着一九九七的問題時，我建議從香港的殖民地歷史搞起。」「第二點，在這個整理的總結裏面，我們應該做一點反省和批評：香港的知識分子過去哪些地方做得對？哪些地方做得不足？多少年來知識分子的問題是什麼？」「最後一個建議是要注意創造和發展。」

陳映真的建議引起了香港一些有識之士的響應。《八方》第七輯在刊登陳映真演講稿的同時，刊登了幾篇香港知識者的回應。黃繼持在《文藝、政治、歷史與香港》一文中指出：「香港人對本地的歷史感素來不強。殖民地政府沒有理由鼓勵居民的歷史意識及民族意識。」

　　馮偉才以題目更加尖銳的文章《反省吧！香港知識分子》作為對於陳映真的回應。他認為陳映真所提出的問題在香港是切中時弊的，難能可貴的是他還對五十年代以來美元文化影響進行了初步分析。可惜的是，思想清醒的學者在香港還太少，馮偉才本人對此有着清醒的認識：「四個月過去了，香港還是一樣的香港，陳映真留下的一些話語，他的鍥而不捨的社會使命感，卻又好像煙消雲散似的，在沉寂的香港文化界中掀不起任何漣漪。」

　　「也許，香港的知識分子正忙於『直選』和『間選』的爭論，當陳映真提到，要他們回顧歷史，反省過去香港走過的道路時，他們是不一定聽得入耳的。」 ‧完‧

（一、二請見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