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來，特別是一九八四年發表《中英聯合聲明》以後，香港文學研究逐漸引人注目，出現了多部香港文學史著作。及至一九九七香港回歸，熱度達到高峰。此後，似乎政治使命完成，人們對香港的興趣減退，香港文學研究風光不再。
然而，地火在默默運行，悄無聲息間，一批香港本地學者的著述已然出現，內地學者對香港文學研究的視野已經改變，台灣學者也正在介入香港文學研究。「熱潮」之後，香港文學研究的建設才真正建設。後香港時代的文學研究，與此前相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值得我們注意。
一、從作家作品到報刊
中國內地香港文學研究的起點較低。一九八二年，在廣州暨南大學舉行的「首屆台港文學學術研討會」上，內地學者涉及的香港作家只有劉以鬯和舒巷城。兩年後的一九八四年，在廈門舉辦的第二屆台港文學研討會上，被論述的香港作家增加了李輝英、夏易和白洛。內地學者對於香港文學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碰到誰就研究誰的初步階段。及至九十年代以後，積累增加，《香港文學史》開始頻繁出現。
與此同時，香港本地卻一直未能出現一部香港文學史，引人注意。看起來，香港本地的香港文學研究似乎較大陸落後，其實不然。香港的香港文學研究，遠早於中國大陸。早在一九七五年，香港大學就舉行了香港文學史學習班。這次在港大圖書館發現「港大文社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資料彙編」手稿，讀起來頗出人意料，沒想到香港有這麼早的學院研究。當時學習班的講授者分別是黃俊東、戴天、蔡炎培、許定銘、吳萱人、羅卡和也斯，手稿每一講都附有香港報刊資料的複印件，並說明圖書館的資料收藏情況。香港之所以沒有出現香港文學史，主要原因應該是他們覺得資料積累還不夠，火候未到。
在內地學者大量撰寫《香港文學史》的時候，香港學者一直在默默進行基礎資料積累。九七之後，這些資料逐漸面世，顯露崢嶸。這其中較具貢獻的，是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主編的一系列「資料選」、「作品選」和「年表」，包括《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一九九八）、《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一九九八）、《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1945-1949）》（一九九九）、《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1945-1949）》（一九九九）、《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二○○○）等。盧瑋鑾等還大量整理了香港文學報刊，促成了「香港文學資料庫」，使得大量的香港文學報刊原文及目錄面世。這些基礎工作，無疑是研究香港文學史的必要準備。
引人矚目的，是近年面世的由陳國球教授主編的十二卷《香港文學大系》，這套「大系」在報刊史料的基礎上初步完成了對於香港文學史的整理和定位，標誌着香港文學經典建構的建立。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趙稀方於二○一五年主持「香港報刊文學史」研究課題，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資助。這說明內地學者也開始關注香港報刊文獻，並且獲得了政府的支持。內地學者整理研究香港報刊文學史，並無天時地利，估計困難重重。
二、從「新文學史」到「文學史」
已有的中國內地學者所撰寫的《香港文學史》，無一例外都是香港「新文學史」。這些《香港文學史》沿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新舊文學對立的框架，卻沒有注意到香港的特殊性。這一點，在後九七時代的香港文學研究中已經被打破了。
陳國球在「大系．總序」，中專闢一節，標題是「香港文學大系」是「『文學大系』而非『新文學大系』」。他解釋說：「『新文學』與『舊文學』之間，既有可能互相對抗，也有協成互補的機會。……如果簡單借用在中國內地也不無疑問的獨尊『新文學』觀點，就很難把『香港文學』的狀況表達清楚。」【程中山編《香港文學大系．舊體文學卷》，商務印書館，二○一四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二十五─二十六頁。】負責編輯「大系．舊體文學卷」的學者程中山，語氣要比陳國球尖銳得多。他斷言：從一八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國傳統文學是「百年香港文學的主流」，已有的香港文學史僅僅書寫新文學，是荒謬的，「近三十多年來，香港文學主流研究者，對百年香港舊體文學大多視而不見，或更排斥詆毀，製造一部部以偏概全的《香港文學史》，至為可惜。」【程中山編《香港文學大系．舊體文學卷》，商務印書館，二○一四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七十六頁。】將舊文學收入現代文學史，這無疑是石破天驚的行為，而在反省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尋求第三世界本地文化認同的後殖民時代，這一做法無疑是卓有遠見的。
事實上，早在十多年前，趙稀方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在《小說香港》一書中指出：「在大陸，舊文化象徵着千年來封建保守勢力，而在香港它卻是抗拒殖民文化教化的母土文化的象徵，具有民族認同的積極作用。在大陸，白話新文學是針對具有千年傳統的強大的舊文學的革命，在香港舊文學的力量本來就微乎其微，何來革命？如果說，在大陸文言白話之爭乃新舊之爭，進步與落後之爭，那麼同為中國文化的文言白話在香港乃是同盟的關係，這裏的文化對立是英文與中文。」【趙稀方《小說香港》，三聯書店二○○三年五月北京第一版，第九十頁。】可惜的是，他的質疑過早，當時並無反響。
三、從「話語講述的年代」到「講述話語的年代」
福柯的一句話，標誌着現代史學觀念的改變，也即從研究「講什麼」轉變為研究「怎麼講」、「為什麼這麼講」對於香港文學研究而言，這意味着一種研究方法的變化，一種對於香港文學建構過程的自覺。
陳國球先生最近出版《香港的抒情史》一書，收錄了他近年來有關香港研究的文章。在這本書中，讓人印象較深的是他對於香港文學話語講述的呈現。他以公共刊物《讀書》為對象，追溯了內地有關香港文學起源的知識譜系。《讀書》上最早出現的有關香港文學的文章，是蘇叔陽的《讀〈香港小說選〉》。蘇叔陽的敘述，不但顯示了內地現實主義主流中香港文學的邊緣位置，而且呈現了將「香港文學」置身於「世界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間的文化想像。更讓人有興趣的，是陳國球對於羅孚的論述。羅孚是新時期有關香港文學最有影響的人物，對於內地香港文學形象的建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可惜一直為人忽略。
羅孚的魅力在於，他既是香港資深文化人，又具有開明的思想。在他的筆下，出現了一系列突破尺度的香港作家：劉以鬯、曹聚仁、葉靈鳳、亦舒、三蘇、董橋等等。那些有創意的標題，至今還讓人記憶猶新：「鳳兮鳳兮葉靈鳳」、「香港有亦舒」、「你一定要讀董橋」等。在陳國球看來，羅孚既展示了這些香港作家的異質性，又注意強調他們與中國文化的聯繫，從而在內地奠定了香港文學的品牌。
對於九十年代以後內地出版的多部《香港文學史》，陳國球當然也不會放過。他概括這些文學史的敘事策略是，「把『香港』寫入『中國』」。陳國球的討論對象並非限於內地，《香港的抒情史》一書中還收有「台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一文，分析台灣文壇對於香港文學的建構。他提到台灣七十年代胡耐安、尉天聰等人對於香港「聲色犬馬」的標籤式批判，與中國內地的一些批評有相同之處。而由於具有共同的歷史處境，在五六十年代的現代主義運動中，台灣和香港又有同氣相求的現象。
陳國球的以上批評，並不在於為香港辯護，其價值是對於香港文學建構過程的再現。事實上，香港自身的香港文學研究，同樣也是一種意識形態想像，並無例外。趙稀方在《小說香港》一書中，就分析了香港意識的建構過程及其盲點。趙稀方《小說香港》一書以歷史敘述架構全文，既注意摒棄外來成見，也破除香港本土的「正宗」意識。
四、從文學史到專題研究
後九七時代的香港文學研究從撰寫文學史，轉到了局部和專題的研究。沒有具體的研究，任何文學史都可能是大而無當的。
五十年代的研究，是近年來興起的一個熱點。二○一三年，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出版了一套「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收集了不為人注意或者被歷史遺忘了的五十年代作家作品，如五十年代前期最為流行的香港詩人力匡的短篇小說，五十年代中後期最有影響的現代主義作家馬朗的小說，五十年代電影界當紅導演易文的都市故事等，再加上有代表性的介紹和研究評論文字，彌足珍貴。
台灣學者近年來也對香港五十年代文學，特別是綠背文學，展開了頗多研究。原因之一，應該是當時美元對於反共文學的資助是港台兩岸共同的現象。台灣清華大學陳建忠教授、台灣中研院單德興教授、中山大學王梅香等人的相關研究成果，都很值得注意。
內地學者凌逾則關注當代香港的「跨媒介作家」，並對此進行了集中研究。《跨媒介香港》從影視、建築、地理、賽博、表演等多方面，研究香港文學的跨媒介特質。這不但展現了香港當代文學的先鋒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網絡時代中國文學的走向。
斗轉星移，九七後已經過了二十年。內地香港文學研究熱度的冷卻，著述日趨減少，不免讓人悲觀。然而這是一種錯覺，主要原因是香港的研究成果不易為內地看到。事實上，在香港已經不再成為政治焦點的時候，香港文學的研究已成氣候！
‧一葦，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台港澳文學與文化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著有《小說香港》、《後殖民理論》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