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自立於天地間，以有涯之生，獲千古景仰者，咸在道德文章二事。前輩顧廷龍先生，勤慎忠實，博通經史，護書如命，畢生奉獻圖書館事業，兼有兩美而無遺憾矣。/何 雁
猶憶兩年前，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我應邀赴上海圖書館，參加顧廷龍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會。坐在我前排右邊，有一位白髮老人，名叫李文。作為職工代表，她談起一件感人往事：
「師母潘承圭出身蘇州名門，原為上海合眾圖書館職員。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一日，她因健康原因，寫了退職信：我在職休養，已經一年多了，但是健康還沒有完全恢復，恐怕一年內難能銷假。而我思想上感到拿了工資不工作，終覺不安。因此，請求退職，以便從容休養，即希照准為荷。
「合眾圖書館於一九五三年捐獻國家，兩年後，改名為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顧廷龍任館長。聽說師母要退職，大夥兒一起勸說：每個人都可能生病。師母生病會好嗎？如果不好，還有病假工資。退職後，既沒有勞保，也沒有醫療，病假工資也拿不到，靠您一人工資維持生活，還要給師母看病，負擔很重！顧老卻堅持說：這是師母的意思。最終，還是辦理了退職手續。
「這件事，現在來講不可理解，當時我們也是接受不了。從這些點滴往事，可以看出顧老與師母的為人。」
一貫重視古籍修復
李文發言後，我彎腰走到她身旁坐下，急切地問：「李老師，您認識我祖父嗎？」「你祖父叫什麼名字？」「何長生。」話音剛落，她用雙手一把抓住我的左臂，「不容易啊！」她眼圈紅了，淚光閃爍：「他有你這麼大的孫女！你見過祖父嗎？」我克制住感情：「沒見過。我們會後再談。」
李文年已八旬，有山東人的豪爽。次日早晨，我如約來到李文家，聽她講述往事：「一九五五年初，我從鴻英圖書館調往歷史文獻圖書館，住在顧老隔壁小房間。顧老房間有一張圓桌，到了飯點我就過去，陪着顧老與師母，一邊吃一邊聊，心中有家的感覺。
「我年紀小，偶爾還會跑到外面解饞。顧老卻很容易滿足，無論食堂燒什麼都不會挑剔，飯後不忘把桌上米粒撿起來吃掉。只有兒子誦芬從外地回來，老兩口才會改善一下伙食。剛到圖書館時，我在夜校讀書。顧老為我開起小灶，每周講授兩次《孟子》。一時興起，他會搖頭晃腦地吟唱起來。後來，他讓我整理張元濟、陳叔通信札，教我辨認作者簽名的細微變化，以此推斷大致年代，使我受益匪淺。
「一九五六年四月，館裏來了一位老先生。我一看，呵，這老爺子身材高大，面容清秀，雙眼有神，鼻樑挺直，長得好神氣！讓人眼前一亮。再看這老爺子真清爽，穿着白色中式上衣，腳上是黑色圓口布鞋，手裏拎着一隻小藤箱，還有一個鋪蓋卷。他就是你祖父何長生。顧老請他到館裏從事古籍修復，有國家正式編制，戶口也從杭州遷入上海。」
對於古籍修復，顧廷龍一貫十分重視。版本目錄學家潘景鄭曾謂：「裝潢之業，文化輔車，千百年來，相依相存，不可偏廢。舉凡圖書文物，深賴裝潢以維護之。」
在《創辦合眾圖書館意見書》中，顧廷龍對古籍裝訂模仿西方做套，以便陳列插架的做法，提出六大弊則，他建議「排列架上，不妨用舊式卧置之法，有布套或夾板者仍之，每一種夾一書籤，借時調取亦甚方便。」合眾創辦人葉景葵也認為，「中國書宜平放，北平圖書館善本書亦平放。」
即使在一些細節上，顧廷龍也十分注意。比如，古籍部書庫出納台為讀者提書時，要求書口朝內，書背朝外，防止書頁因空氣流通而翻動起來。
「當時，我是辦公室秘書兼人事，所有手續都是我跑上海文化局辦理。你祖父的工作室，台子真夠大！老爺子修書真是精緻。紙張有許多種，我看上去都差不多。老爺子平時話不多，待人很客氣。吃飯時，他喜歡喝黃酒，就點花生米之類。大夥兒知道他胃不好，勸他少喝。不久，他生病了，查出來是胃癌晚期。
「一個弟子也沒來得及帶，很可惜。顧老真心疼！你祖父決定回杭州。按規定，醫藥費每月報銷一次。館裏批了以後，我再去文化局報銷。你祖父住院，經常報銷醫藥費，館裏就先預支。病逝後，你祖母在一名女眷陪伴下，來到館裏。顧老接見了她們。」
「李老師，您辛苦了！」我感動地說：「祖父入職歷史文獻圖書館，已經六十歲了。這份工作來之不易，卻只幹了一年。家中保存有圖書館七封來信，其中一封是顧老親筆簽名。顧老給予我們家庭很大幫助，全家人都感激他。請問信件持筆人是誰？」 「是辦公室主任郭保清。」李文說。
廢紙堆搶救文獻
一九五八年，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併入上海圖書館。一九六二年起，顧廷龍主持上海圖書館館務，二十三年後，改任名譽館長。其間，顧廷龍專門在古籍部成立修補組。他說，上圖現藏有家譜一萬種，七萬五千冊，數量很多，不過紙張已經很破舊。這使我聯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古籍整理工作中，修補古籍是第一步，應該把培養古籍修補人才列入規劃。
顧廷龍對圖書館事業的熱愛，最初讓李文難以理解。有時，顧廷龍正吃着飯，屋外傳來收破爛的小販吆喝聲，他立刻發話：「李文，你快去叫住他。」當着眾人的面，堂堂館長在廢紙堆裏翻來搗去，如果發現有價值的『寶貝』，他會出雙倍價錢買下，比如永安公司老闆郭家日常開銷帳冊。
「在顧老手下工作，我們經常自嘲是收垃圾的。」李文詼諧地說：「就我個人而言，多年沒有穿過一件好衣裳。周谷城、胡道靜、吳湖帆等學者常來，要是圖書館下班了，顧老會親自去書庫取書。有些書很少人借，積了一層灰，顧老的習慣動作就是拿衣服袖子擦拭。
「我到歷史文獻圖書館的第一天，為了積極表現，特意起了個早，去辦公室打掃衛生，把屋裏的垃圾都倒掉了。顧老來了，臉色有些異樣，詢問這是怎麼回事。我以為他會表揚我，誰知捱了一頓批評，『誰讓你倒的？』事後，我知道自己壞了規矩。以往的經驗是，垃圾先裝進麻袋，實在裝不下才倒掉，但必須再檢查一遍，防止遺失重要的卡片或檔案。
「解放初期，我們依據上級指示，接管其他單位的圖書資料。由於歷史文獻圖書館規模小，論資排輩只能落到後面，眼睜睜地看着好東西都被別人挑走了，大夥兒心裏很不是滋味。唯有顧老若無其事，似乎還有些慶幸，『我們這裏地方小，其他圖書館要是看中了，能給它們一個歸宿，我也就放心了。』終於輪到我們了，眼前的景象可以用一片狼藉來形容，顧老這會兒變得斤斤計較起來，『千萬要細心，片紙隻字皆史料。』」
最讓李文難忘的是，一九五五年秋某日晚上，顧廷龍接到上海市文化局來電，上海造紙工業原料聯購處從浙江遂安縣收購了一大批廢紙，大約有二百擔，其中或許有線裝書，準備送去造紙廠做紙漿。
顧廷龍連夜奔赴現場察看，發現「廢」中藏寶，翌日即帶領同事前往翻檢。工作現場是紙屑飛揚的垃圾堆，他們不顧塵垢滿面，汗流浹背，一大包一大包地解捆，逐紙逐頁地翻閱，只要有資料價值，絕不輕易放過。
經過連續十一天勞作，一大批珍貴歷史文獻被搶救出來。從內容上說，有史書、家譜、方志、小說、筆記、醫書、民間便覽、陰陽卜筮、八股文、帳簿、契券、告示等。就版本而言，有傳世孤本明萬曆十九年刻《三峽通志》，流傳稀少的明本《國史紀聞》、《城守驗方》，明末版畫上品《山水爭奇》，還有不少舊抄與稿本。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硃卷與家譜之所以成為上圖收藏專門，與這次廢紙堆中披沙揀金分不開。鑒於此次發現大量經濟、教育、風俗等史料，絕非從正史中能找到，也不是花錢可隨便買到，顧廷龍隨即在報上撰文，呼籲各地文化教育機構關心圖書文物情況，向群眾進行廣泛宣傳，以杜絕將珍貴文獻棄為廢紙的現象再發生。
同時，顧廷龍提出十數種容易被人們忽略的資料，譬如舊社會死人，大都要發「訃聞」，有的附上小傳，有的附上哀啟。若將許多小傳匯編起來，就會起到類似明朝《獻徵錄》、清代《碑傳集》的作用。又如，舊的電影說明書匯集起來，就是電影事業發展史的重要資料。
李文說：「解放初期，政治運動一個接着一個。當時沒人理會家譜，這些又髒又破的舊物。我們也是敬而遠之。顧老卻獨具慧眼，本來廢紙一堆的家譜，在歷史文化研究領域獲得了新生。現在回想起來，這個老先生真了不起，他能堅持下來需要多大勇氣。今天，我們談論如何追尋中國傳統文化與精神，家譜的研究價值是其他史料無法比擬的。上圖家譜文獻對外開放前，新聞工作者鄧拓是第一個讀者，顧老幫忙一起查找資料，直到對方滿意離開。」
甘為他人做嫁衣
顧廷龍用六個字概括一生：「收書、編書、印書」，可謂「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他提出「孤本不孤」的印書計劃，「人生時間有限，與其個人出書，不如為印行先哲遺稿多花點精力，聊盡後死之責。」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顧廷龍籌建上圖影印工場。在短短幾年中，即有三十餘種館藏珍貴文獻公諸於世，包括宋本《唐鑒》、《孔叢子》及鄉先賢《侍郎葛公歸愚集》、《韻語陽秋》；明刻本《松江府志》、《三峽通志》；清刻本《康熙台灣府志》；稿本《古刻叢鈔》、《芻牧要訣》、《稼圃輯》等。
顧廷龍一生編過不少書，「尤以編書目居多，或個人獨編，或集體合編，這是職業使然。」諸如上世紀三十年代《章氏四當齋藏書目》、四十年代《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五十年代《中國叢書綜錄》、八十年代《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以及九十年代《續修四庫全書》。
一九六○年，顧廷龍發起編撰《近代期刊篇目匯錄》。李文回憶說：「這年四、五月份，顧老找我談話，說館裏擬把解放前舊期刊社科類論文編成索引，你就到徐家匯藏書樓籌備小組報到吧。他囑咐我努力工作，在工作中好好學習。從此，我走上編製期刊索引工作之路，直到一九九六年退休。
「不久，《匯錄》編輯小組召開成立大會。顧老首先發言，特別強調把浩如煙海的資料，編成一個完備目錄，是為研究者積累知識、節省時間與精力的一門學問，勉勵大家盡力完成任務。匯編工作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至一九四九年解放，跨度一百零九年，所以匯編小組簡稱『一○九』。
「為了盡快完成任務，我們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時上班，晚飯後加班到九時左右，每個星期日加班半天。後來形成制度，既沒有加班費，也沒有調休，大家自覺遵守，很少有人請假。查庫工作一結束，即投入抄卡，卡片是從紙廠購買邊角料，切割成卡片大小，紙質各不相同，一式三份，再加複寫紙共五層，用圓珠筆抄寫。顧老經常來指導工作。」
《匯錄》第一輯出版後，編輯小組正在校閱第二、三輯清樣，並準備將一九一九年以後各輯資料送出版社時，「文革」開始了。匯編工作被迫中斷，卡片資料裝箱儲存，造反派「掃四舊」，竟以「房屋擁擠」為名，以六分錢一斤代價整車運出，賣給造紙廠回爐。
每念及此事，顧廷龍老淚縱橫。這些期刊資料共有一百多萬張卡片，一百多人花了七年時間，從二千五百多種期刊中搶救整理的啊！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匯錄》才重新編製、陸續問世。
俞爾康作為《匯錄》主要負責人，因積勞成疾，不幸於一九七三年病故。上世紀八十年代，《匯錄》發過唯一一次編輯費，編輯人員各八十元。顧廷龍特批俞爾康一百五十元，由李文陪伴到上圖家屬宿舍，把錢交給俞夫人。俞夫人感動不已，讓孩子們跪下磕頭。
李文憶起，俞爾康進入歷史文獻圖書館，完全是毛遂自薦。他原是浙江寧海某小學教師，來信表達對文史及圖書館工作的興趣，並隨函附上用小楷書寫的研究明史論文。顧廷龍閱後十分欣賞，讓李文約他來滬面談。俞爾康不負眾望，成為繼王煦華之後，顧廷龍在業務上的左右手。
「『文革』中，顧老捱批鬥，師母被迫害致死。我不知如何寬慰老人。我帶着孩子，捎上餃子、松子糖、花生，這些都是顧老愛吃的。顧老很高興，但他閉口不提師母的事，我也沒敢吭聲。『文革』結束，物質供應還不充裕。有一天，顧老突然來看我，把兒子誦芬孝敬他的麵粉、豬油都拎了過來，說是我家人多，口糧不夠，使我熱淚盈眶。」在李文心目中，顧廷龍是導師，更是父親一般的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