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水更靜，比草更輕」，在此不是一種曼妙的詩意形容，而是斯大林時代，一位蘇聯女性祈禱自保的沉重身影。如果你不再去感受已溶於歷史的椎心泣血，也罷，你可以和真相永遠保持距離。但我相信還是有人願意追隨作者，去重溫這段歷史，因為我們今天在其中不單是讀着歷史、文學史，而是觸碰人類永難愈合的傷口。

　　文學史家認為，「構成世界文學史三大高峰的十九世紀中葉後期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主體基本上是一種『男性文學』，直到『白銀時代』興起之後，隨着吉比烏斯、阿赫馬托娃、茨維塔耶娃、苔菲等傑出女性文學家的湧現，俄國文學中的性別構成才開始發生改變。在整個二十世紀，乃至蘇聯解體之後的俄國文學中，無論是作為創作主體還是描學對象，女性都無可替代地顯示了她們的存在。」（註一）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廣西師大出版社，二○一三年版），讓人們窺見這種存在：在蘇式體制下，「鬥爭哲學」引致的法制破壞、社會恐懼和荒誕狀態。其時的人們處於一種「無法形容的那種無罪而又大禍臨頭的感覺」。就在多數男人往後退縮一刻，一群女性默默地由暗處走向歷史前台。

　　本書展示了一個由女性回憶重構的世界，原先謙卑、謹慎、自重的遺孀以沉重的節奏，書寫着她們自身以及身外的歷史。除作者的丈夫，詩人曼德施塔姆以外，書中記錄了一眾受牽連文化人的女性家人的遭遇。當人們都在「勝利者的統一意識形態」前繳械投降，「都出現心理偏差……十分多疑，愛撒謊，思想混亂，欲言又止，卻又表現出未成年人那種可疑的樂觀」時，這些女性卻以「比水更靜，比草更輕」的蟄伏方式，苟活着，保護着她們的丈夫，支撐着一個個搖搖欲墜的家庭。

　　於是讀者看到這一幕：荒誕的背景上，緩緩走來一列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十二月黨人」妻子的身影：

　　「在一九三七年，要是問起有誰帶着家庭、孩子、傢什和書籍自願前往流放地，想去的人一定會排成長隊！……堅守在這個隊列裏的，會有妻子和女友，繼母和繼女……」

　　「女人們懷着惡魔般的力量保存着希望的火星，要知道，她們才是家庭溫暖的真正守護者。」

　　而回憶錄的主角曼德施塔姆夫人，則是在忍受了長達三十多年的等待和螯痛之後，「才有權報出自己的姓名，有權解釋我是誰，我在思考什麼？」

　　三十幾年間，她被迫「喪失了一切，甚至喪失了絕望」。「我們扮演起我們難以勝任的這種角色純屬意外。」作者以冷誚的筆調寫道：當她與辦案人員道別時，「我機械地向他伸過手去，卻完全忘了我這是在和什麼人打交道。要知道，我得重複一遍，我們不是民意黨人，不是地下工作者，也不是政治人士。我們扮演起我們難以勝任這種角色純屬意外，因此我差點違背了高貴傳統，竟向秘密警察的成員伸出手去。但是，那位偵查員卻幫了我的忙，使我沒有真正違反規則，結果手沒握成，對於我這樣的人，也就是潛在被審查對象，『對方』是不會遞過手來的。我上了很好的一課，傳授充滿革命傳統的政治自覺性的第一課，這就是，永遠別和憲兵握手。讓我深感羞愧的是，那位偵查員不得不提醒我，我是什麼人，而他又是什麼人。打那以後，我再也沒有淡忘這一點。」

　　在那個每日都在創造政治奇跡的時刻，作者意外發現：「中央集權的程度越高，奇跡的效果便越是強烈。」

　　曼德施塔姆夫人記憶驚人，思想犀利，語詞尖刻。彷彿她活下來，就是為了要將被荒誕翻過的一頁重新翻過來。她以女性思想者的敏銳，一眼看穿：十月革命後十年，當權者立志打翻偶像，喜歡教訓人，喜歡讓人大為震驚。然而，人們處於普遍休眠狀態，竟然沒有注意到他們使用的武器是多麼的粗糙。「幸免於難的長者默默退到一旁。每一次投降均以一個前提為基礎，即『新』取代『舊』，緊緊抓住『舊東西』不放的人將一無所有。」

　　此書再次提醒人們：斯大林政府所面對的「持不同政見者」是何其難以跨越的一道思想荊棘！

　　讀書界常有人問：為什麼俄羅斯總是有一些「不識時務」的作家，能在被整個文化界孤立的環境中堅持數十年寫作一部沒有希望發表的著作？為什麼中國的政治遺孀就寫不出《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這樣的著作呢？

　　《回憶錄》回答了這一問題。在丈夫被捕後，曼德施塔姆夫人坦承：我無力改變我丈夫的命運，但是要讓他的作品「活」下來，「我過去和現在都是為這一任務活着」。「我應該保持體力，以便從頭到尾走完這由其他許多人的妻子踏出的道路。」我們這一代的女人，「做遺孀幾乎成為一種職業」，所以用筆記錄下苦難和思考，在妻子身上延續丈夫的生命，才能完成「人死去而作品不死」的夙願。在此之前，曼德施塔姆夫人除了向法庭寫上訴信，是什麼也沒有寫過的女人。

　　如今，不單是中國，就連俄羅斯也越來越淡忘被人玩弄於股掌之間的歷史。作家格羅斯曼不無失望地指出，現實中，隨處可見「文學的懶惰，政治的虛妄以及對自由的浪費」。現在缺少新作，不是沒有什麼東西可寫，而是由於我們不屑於去寫作，也不再認為寫作是一種表達。

　　二○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白俄羅斯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不無遺憾地感嘆：「我們很快就忘了二十年或五十年前我們是什麼樣子的了，有時候我們為我們的過去而感到羞愧，並且拒絕相信現實中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

　　我們是否過分慷慨地拋棄了一些我們應當為之驕傲的人？

　　尤其是，無論是民族還是家庭，那些收拾各種殘局的女性不該被人遺忘。

　　註一：劉文飛《〈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中譯本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