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Humphrey Davy Findley Kitto是專研古希臘悲劇的權威學者 網絡圖片

過去一年多，筆者先後在本欄憶述諸位學術名人，甚至一代大儒。然而，他們全屬國學界各領風騷的學者，至於對筆者同樣惠澤殊深的西洋老師，卻從未有機會在本欄提及。其實，在修習西洋文化的歷程中，筆者亦同樣幸遇名師，而首先要在本欄憶述的，是Bridges老師。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筆者在香港浸會學院英文系修讀西洋文學，而當時英文系副系主任是Bridges老師。據了解，他與夫人之前在中文大學退休後，沒有隨即返回英國頤養天年，反而雙雙來到「浸會」任教。

在此必須稍花筆墨，講述七十年代香港專上教育的環境。那個年代，香港只有兩所大學，即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而香港理工、浸會、樹仁等學院，尚未升格為大學；地位上只是香港政府認可專上學院。因此，論等級、學術地位、學校資源、校舍以及一切設施，幾所專上學院根本無法與兩所大學相比。基於上述因素，學院的師資亦頗有不及。試想，在一般正常情況下，哪有老師不願意應聘於兩所大學，而甘願屈就於專上學院？

退休教授愛投「浸會」

然而，情況總有例外。單就「浸會」而言，例外情況倒是多不勝數。首先，很多尚未到達退休年齡而篤信基督教的外國講師，基於宗教信念毅然來港，專誠任教「浸會」，當中還包括校方與外國友好大學推行交換計劃之下的一些講師。此外，本地亦有不少基督徒不欲進入大學任教，而甘願受聘於「浸會」，視專上教育為宗教的侍奉。這兩大類老師的資歷，與一般大學教授無異，而教學的熱忱程度，甚或過之。

第二，當時的「浸會」正正是本地及外國退休教授的上佳落腳處。無他，「浸會」在求才若渴的情況下，當然年齡不拘，唯才是用。那些著名教授雖然已經從大學或研究所的教席正式退下來，但自覺活力仍在而不願老驥伏櫪，因此願意以一己的夕陽餘暉，續照校園。

印象中，Bridges夫人在「浸會」執教的時光比較短，丈夫則較長。清楚記得，他不單授課，而且擔任副系主任。論學養資歷，他絕對勝任系主任一職，只不過當時副校長陳彥民博士身兼英文系系主任之職。據陳副校長自稱，他在美國求學時以粵語聲韻研究取得英文系博士名銜。他在「浸會」擔當副校長兼英文系之職時，還兼教英語聲韻學、古代英文、中世紀英文等科目。可惜，由於校務確實繁重，他根本無法準時前來課堂授課，而往往都是快要下課時才匆匆趕來，講不了十分鐘就要結束。由於陳副校長校政拘牽，英文系的大部分事務，盡由副系主任Bridges老師處理。幾年後，陳博士脫離英文系，而系主任之職，自然由Bridges老師升任。

一年級初見Bridges老師伉儷之時，只見他倆雖然年逾花甲，但滿頭銀髮，煞是奪目。Bridges老師更覺炯目有神，儒雅之中卻頗帶威儀，微笑時固若春風輕拂；嚴肅時卻面如冰霜，叫人不寒而慄。我們這輩學生，對於這位慈威兼蓄的老師，總愛在背後喊他「橋伯伯」。

論學歷，他是文學碩士，不是博士。不過，必須明白，他年輕時的英國學制，博士根本不普遍。很多有名學者，當年莫說是博士頭銜，恐怕連碩士頭銜也沒有。他們多數是大學畢業後就留在學府擔任研究員，然後慢慢成為院士。「橋伯伯」雖無博士之銜，卻有廣博之才。

筆者修業期間，仰蒙「橋伯伯」先授歐洲古典文學，包括古希臘荷馬史詩，即The Iliad和The Odyssey、古希臘悲劇，即三大悲劇家Aeschylus、Sophocles和Euripides及其劇作，三大哲學家即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論著、羅馬維吉爾的The Aeneid等等；繼授古代及中世紀英國文學，例如Beowulf、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喬叟的The Canterbury Tales和Troilus and Criseyde等等；後授歐洲中世紀、文藝復興以至現代初期的文學，包括《羅蘭之歌》，但丁一套三本的《神曲》、Machiavelli的The Prince、Erasmus的The Praise of Folly、伏爾泰的Candide等等。從上可見，筆者西洋古典文學的根基，全由學養殊深的「橋伯伯」打造。

經綸滿腹 從不炫耀

「橋伯伯」固然經綸滿腹，但從不顯露，更不炫耀，反而益見深藏。他教學時，往往點到即止，不會口若懸河。不過，如果你向他提問，他會加深解說，你要是再予追問，他必回答更詳。很多時候，總覺得他的學問像個無底洞。不過，按照他的作風，他不是每問必答。如果他認為你言不及義，問得無聊，甚或跡近瞎問，他當必直斥其非。或許是這個緣故，班上同學絕少提問；只有筆者本着求學熱誠，經常問難，甚至下課後跑到他的辦公室，敲門討教。每次求問，都強烈感受到他學問淵博。例如，有一次筆者拿着英國現代小說家及戲劇家J B Priestley寫於一九六○年的Literature and Western Man求教於他。當時筆者只想問他，那本書寫得好嗎，值得讀嗎？怎料到他居然以超過一刻鐘的時間縷述其人其作。筆者所得的，竟然遠超所想。

「橋伯伯」另一功德，彰顯於批改習作及考卷。一般老師只管在學生功課或考卷上打些剔號及叉號，然後寫幾句評語；比較認真的老師會在你的錯處補上幾個字，聊作提示。「橋伯伯」卻更用心，他不單一一指出學生在內容上的錯處，甚至所有造詞遣句，行文沙石以至文法錯誤，都以紅筆寫於卷上。

筆者在英文系裏長考第一，加上中小學就讀英文學校，是個不折不扣的「番書仔」，英文自覺寫得不太丟人。可是，每次拿回經「橋伯伯」批改的功課或考卷，只見滿紙紅色，狀如血河，實覺汗顏。然而，他的紅筆斧正，沒有打垮筆者提升英文寫作能力的決心，反而虛心檢討老師所指的粗疏地方，並且銳意鑽研高級書籍，例如著名典籍及學術論著，學習人家行文的精到之處。

「橋伯伯」老師是專家Kitto

一如前述，英文系的古希臘悲劇課程，由「橋伯伯」講授。深深記得，他在介紹參考書時，提到權威學者Kitto，並且帶着微笑向我們提述，他年輕時在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修讀古典文學，而Kitto是他有幸親領教澤的古希臘悲劇老師。

這位享譽國際學術界的專家，全名是Humphrey Davy Findley Kitto（一八九七至一九八二年），簡稱H D F Kitto，或Humphrey Kitto，甚至只稱Kitto。他先後在劍橋和布里斯托大學讀書。上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他在格拉斯哥大學任教，主講古希臘悲劇。二次大戰尚未結束，他回到母校布里斯托大學教學，直至退休。不過，他退休後並沒有真的退下來，反而走到他年輕時長期居停考察的希臘，在雅典延續薪火，教授古希臘悲劇。

Kitto一生着作不算太多，計有：（一）三十年代初寫就的In the Mountains of Greece。此書敘述他早年遠赴希臘實地考察時的見聞和成果；（二）三十年代末初版的Greek Tragedy, A literary Study，或簡稱Greek Tragedy。此書綜論古希臘悲劇的緣起及發展，並逐一分析三大悲劇家的特色；（三）五十年代初印行的小書The Greeks。此書廣泛介紹希臘的各方面；（四）繼Greek Tragedy之後，他在五十年代中推出Form and Meaning in Drama： A Study of Six Greek Plays and of Hamlet。（五）除論著外，他還執筆翻譯Sophocles的其中三齣悲劇。

Kitto為後學定研究體系

觀乎上述論著，Kitto畢生似乎只攻古希臘，尤專悲劇。但這絕非表示，其他門類，他不甚了了。他那輩學者，盡是一專多能。再者，他對學術界最大的貢獻，並不是與後輩分享他廣闊的知識，而是奠立研究古希臘悲劇的模式。在他之前，當然有不少士人學者閱讀、研究以至論述古希臘悲劇，但總覺片面星散而缺乏系統，Kitto敢稱是二十世紀首位學者為古希臘悲劇制定完整的研究體系，俾使同道後學有所遵循。

細看他在Greek Tragedy全書的鋪排。他先把三位悲劇家分成三個時期。其實，如果按出生年齡計，Aeschylus（公元前五二五左右至四五六左右）出生最早，Sophocles次之（公元前四九七左右至四○五左右），Euripides最晚（公元前四八○至四○六）。雖然Aeschylus是老大哥，Euripides是小弟弟，但彼此相距並不遠。Sophocles與Euripides幾乎同期，而且是競爭對手，而Sophocles初出道時，Aeschylus還在創作。不過，Kitto將這三位相距不遠的悲劇家按照風格和特色分成三個時期，計為：着重情感表達的古老悲劇，探究人生哲理的中期悲劇，善用技巧的新悲劇，而這三者依次由Aeschylus，Sophocles，Euripides代表。

他這種劃分法，後代學者未必全部景從而或者另有看法，但無論如何，他把三人分成三個時代，確有他的灼見。此書初成之後，他不但成為古希臘悲劇權威，更是二十世紀研究此門學問的鼻祖。他之於古希臘悲劇，猶如G S Kirk之於荷馬史詩。

三位悲劇家風格各異

對於整體的古希臘悲劇以至個別悲劇家的風格與貢獻，歷代留有各種說法，各種領受。不過，如果以最簡單籠統的說法，Aeschylus在於將台上的演員人數增至兩名。由兩名演員分別扮演劇裏不同角色，當然勝於只有一名演員。Aeschylus看重人情與法理的衝突，以及地上的人與天上諸神的關係，特別是把人類行為與上天懲罰緊緊相繫。Sophocles的成就在於踵接Aeschylus，將台上的演員人數增至三名。此舉既增台上人物之間的互動，亦順勢減輕合唱隊的部分功能，蓋因合唱隊過往除了敘述故事，交代情節，亦會與演員互動。嗣後，劇情上的矛盾衝突，多由演員擔當。Sophocles素重鋪演人物因命運不可扭轉而苦受播弄。Euripides則善於為角色增加立體感，着重心理的描寫。此外，他尤其喜愛為女性，特別是境遇多蹇的女性發聲。

三位悲劇家現存的劇作數目，加起來只有三十多部。Aeschylus有七部，而當中有一個是三部曲，也是現存劇作中唯一能夠保留下來的三部曲。Sophocles也有七部，而Euripides則有十八、九部。以上劇作，極大程度上取材自荷馬史詩內的故事。其實，古希臘悲劇的最大特色，不在於創作新穎的情節，而是在觀眾都熟透的同一個故事裏，劇作家如何通過人物，表達自己特有的主旨。

Kitto的Form and Meaning in Drama：A Study of Six Greek Plays and of Hamlet，在某種意義來說，是前作Greek Tragedy的延續。書內除以長短不一的篇章分析某六齣悲劇之外，亦有兩篇分別以「希臘及伊麗莎白時代的悲劇」和「宗教戲劇及其詮釋」為題的文章，最後更有一篇近百頁的長文，探討莎劇《王子復仇記》。

另一方面，Kitto的The Greeks，是由英國企鵝文庫在五十年代初出版。寫這類綜論古希臘文化的小書，當然並非始於Kitto。他的前輩Edith Hamilton所寫的The Greek Way，早在三十年代已經面世。此外，Kitto的文友C M Bowra的The Greek Experience，也在幾年後即一九五七年出版。上述三本書雖然同類，但所涉層面各有不同。扼要而言，Hamilton那一本，較易理解；Kitto次之。無論如何這三本小書很值得看，也是筆者年輕時為求增益而讀過的書。

Kitto之後，主治古希臘悲劇的學者，可謂專才輩出，多如浪疊。有些是秉承前賢而續有開拓；有些則傾向從文化研究的角度開展新的探索路徑。當中的窮通得失，由於不在本文範圍，暫且不議。

希臘悲劇 香港少演

最後只想指出，古希臘悲劇雖然是西洋戲劇的鼻祖，地位重要，但香港戲劇界歷來不甚熱衷，而箇中原因，當然很多。記得遠在毛俊輝掌管香港話劇團的年月，筆者已經向他陳言，應該酌量增加古希臘悲劇的演出。可惜，筆者的建議，至終未見實行。

祖師爺Kitto和恩師「橋伯伯」雖已離世，但筆者很想再致謝忱，感激其一透過親身教導，另一憑藉書籍論述，引領當年的無知少年，走進廣闊無垠的希臘悲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