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黃俊東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便開始寫書話
因職業關係,我一生中打交道最多的人是編輯,給我恩惠最多的人也是編輯。在其他方面都不走運的我,在這方面卻得天獨厚,特別走運。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投稿《芙蓉》叢刊,就幸遇朱樹誠老師。第二次投稿又幸遇《萌芽》俞天白老師、之後有《人民文學》向前老師、《北京文學》呂晴先生、《收穫》李小林老師。到了香港,更是幾乎每次投稿都遇知音,其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回憶的當數黃俊東先生、陳雄邦先生和劉以鬯先生。
一、黃俊東先生
初到香港,我被香港報刊的多種多樣雷倒。走到街上一看,書報攤多過銀行,正所謂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大大小小的書報攤數不勝數。攤頭上僅報紙便有數十種,更不要說那些五花八門的雜誌了,真應了那句內地網絡流行語:亮瞎你的眼!
香港人愛看報,從地盤工到億萬富豪,都有其每日看報的理由。我移居香港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互聯網還未出現,那是報紙的黃金時代。港鐵上、巴士上,甚至以短程乘客為主的電車上,讀報人比比皆是,跟今日玩手機的人幾乎一樣多。
報紙的名目眾多,其中最暢銷的是《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尚未創刊),其次有《天天日報》、《成報》、《星島日報》、《明報》、《新報》、《信報》、《華僑日報》、《聯合報》、《快報》、《大公報》、《文匯報》等等。每份報都有好幾大疊,分為新聞、副刊、娛樂、體育和馬經等。我站在報攤前看着那些花裏胡哨的報刊,心裏犯了躊躇:投稿該從哪裏下手呢?
第一批稿是朋友楊先生代我投的,他將我的兩個短篇小說稿裝入一個大信封,寫上「編輯先生」收,送到位於他家對面的《明報》月刊傳達室。居然在一星期後便得到刊用的回音。回信的編輯便是當時《明報月刊》的執行編輯黃俊東先生。
我與黃先生從此建立起作者與編輯的關係。不過,這一關係始終止於書信往還,直到今天我也不曾見過他。《明報月刊》發表過我兩篇小說後,我往那邊投稿雖然不再寫「編輯先生」收,而是寫上黃先生的大名,但信中附的一紙便箋也只有寥寥數行,千篇一律地寫着「奉上一小稿,請教正」之類的字句。
寄去的稿件都很快刊載了。而黃先生也只在寄稿酬來時,隨支票附一紙便箋,上面以電報式語言寫着「謝謝賜稿。請將支票回條簽回」、「請繼續賜稿」之類的話,簡略之程度,與我的便箋倒真是旗鼓相當。
我曾拿起那張信箋放到燈下仔細察看:這樣一絲不苟的書法,這樣一成不變的字句,是否機器人所為呢?大概便是這樣的疑惑,讓有電話恐懼症的我,正好省了給他打電話之念,當然更不會想到上門去拜見他,請他飲茶吃飯之類。
後來,大約是在新世紀初吧,有一次我去上海探望辛笛先生,他向我打聽他的一些香港朋友近況:某某某新發表了什麼作品?某某某身體還好嗎?等等,突然,我聽見黃俊東的名字:
「黃俊東還在明報月刊吧?」
「黃俊東?您認識他?」我驚問。
辛笛先生點頭道:「那年在香港有過一面之緣。他也寫詩,還是有名的書話家,出版過好幾本書話。」
我回到香港便去圖書館找黃俊東書話看。原來,早在七十年代黃先生就出版了三本書話。我從那些書話中得知,原來他還是藏書家。讀了他那些精緻優雅的書話,我對他更加高山仰止,不敢前去叨擾這般閒雲野鶴人物了。之後不久,就聽說他離開《明報月刊》移民海外。我便也停止了往那間雜誌寄稿。
大約二○○六年吧,我在內地一張報紙上看到一篇有關他的文章,才知道了更多關於他的資訊,現將這篇文章節錄如下:
黃俊東……生於一九三四年,廣東潮州人。黃俊東一直在香港生活工作,直到有一天,我們聽董橋說黃俊東到加拿大定居去了,這大概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事。這位六十年代就寫書話文章的藏書家,我們對他的了解很少,所知道的一些多是從董橋那聽來的,黃的身世卻一點兒也不知道。今天上午收到從舊書網買的黃俊東寫的《現代中國作家剪影》,這書有兩層護封,真是極少見的裝幀。拿掉護封,看到封底有黃的照相,旁有一行簡介,說他「在香港受教育(八達、培正、聯合)現任明報月刊編輯」。這三個學校名字,培正我聽說過。黃俊東當編輯時期的《明報》月刊最好看,董橋和黃做過《明報》的同事。尤其要說的是,黃俊東還做過張愛玲《張看》的責編—「從初稿以至排印成書,都經過筆者處理」,黃俊東保留有張愛玲的親筆信,這些年這麼多回憶張愛玲的文章集成了書,偏偏漏了黃俊東這篇。
這三本書話書,按出版時間排是,《現代中國作家剪影》(一九七二年,未標印數)、《書話集》(一九七三年,印數兩千冊)、《獵書小記》(一九七九年,印數五千冊)。上世紀七十年代,內地尚處在文化空白期。我的搜求港台舊版書,重點即放在空白期那邊的出版物。黃俊東之書話於珍籍版本、人物掌故、藏書票、木刻版畫、西洋文壇,悉皆涉獵,各種不同品位的愛書人都可以從他的書話裏找到共鳴。黃俊東的書話可以從《新文學作品的初版本》,忽地跳躍至《柳敬亭有話本傳世嗎?》;從《周作人晚年書劄一百通》跳躍至《食的學問和睡的問題》;從《魯迅作品在日本》跳至《西西里詩人郭新摩都》;從《從翻版書說到阿英》跳至《西班牙老作家阿左林逝世》。我倒是覺得內地的書話作者在廣泛性和趣味性上,均不及黃俊東的自由自在。
黃俊東在一九八一年五月十日寫給上海教育學院中文系張炳隅的信中說到寫作《現代中國作家剪影》的初衷:「我的那本作家剪影的小書,其實寫得不像樣,那個時候,因為國內發生『文革』,海外很注意作家的消息,尤其是三十年代的作家,香港的報紙很少提起或介紹,我因為喜歡涉獵中國現代文學,所以在報上寫起一些小文章,目的在引起年輕人的注意,後來有出版社要求出書,也就刊印成冊,內容很膚淺。」這是黃俊東的自謙之詞。
《書話集》印製的苦衷,黃俊東在「後記」裏說「在香港排印一本比較精美的書籍,並非易事,一般的印刷廠不容易接受零星的生意,如果要求排得特別一些,例如用的字體多一二種,印刷廠一定拒絕,就是肯答應,成本也貴得驚人,因此一般的書籍都排得不好看,便是這個原因。本書情商『建明印刷有限公司』代為排印,目的便是要印得精美一點,『建明』的設備較具規模,印書也較有高水準,不過這家印刷廠每天要印的刊物太多,基本上是沒有空間(閒)可印書籍的,所以僅能乘着一些短短的空隙時間趕着印一點點。這就是為什麼本書要印一年多的緣故—那是幾十頁幾十頁積累下來的。」黃還說「這本書話集如不用虧本,出版者當會繼續排一本續集」。
所謂續集便是六年後出版的《獵書小記》。《獵書小記》是右開本,而《書話集》是左開本;《獵書小記》是豎排本,《書話集》是橫開本。兩書均有書影插圖,《書話集》的扉頁是董橋的題字,《獵書小記》則是阿五作的《讀書圖》,背面用了齊白石的《夜讀圖》。阿五畫的是漫畫,我覺得我們這裏沒有一幅漫畫能畫出讀書的氣象,大漫畫家都畫不出,漫畫很不適宜畫這種題材。姜德明先生的一本書,是漫畫家方成和徐進畫的插圖,並未為之增色。最近有位朋友也用漫畫為談書的書作插圖,我幾乎為之崩潰。
三本書話集的搜求,難易不同,各有來歷。《書話集》得之最早,是吳興文先生送我的。《獵書小記》於舊書網競拍得來,書主是香港經營古舊書牌子最老的歐陽文利先生,他知道我想念此書,便發短消息說先生儘管出價,不管最後拍多少錢,我只收你三百元。最終拍到六百元,我至今欠歐陽先生一份情。《現代中國作家剪影》,我先得一本於舊書網,拿到手後才看出是翻印本,出了很高的價,心中頗以不快,近日方一雪前恥。
我讀了這篇署名為謝其章的文章,便為自己當年與黃俊東先生通過那麼多封信,竟未有一面之晤深為抱憾了。唉,就連我們往還的那些信也在頻繁的搬家中一封也找不見了。這時我才驚覺,也許黃先生當時看到我那些便箋,也與我有過同樣的疑惑吧:「這人難道是個機器人?」這樣一想,我心裏的遺憾更變成了自責。
(上,下篇將於9月17日刊出)
‧王璞,香港著名女作家,著有《女人的故事》、《嘉年華會》、《送父親回故鄉》、《項美麗在上海》、《我爸爸是好人》、《貓部落》、《紅房子灰房子》等小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