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走完了八十三年人生路，七月二十是她的忌日。今年母親節前夕，我突然發現轉眼間母親已經在潮汕平原桑蒲山脈一個叫紅山仔的地方躺了五年。一直覺得應該為母親寫點什麼的念頭，經過近兩千個日夜的打磨，從淚水中慢慢冒出水面，就像紅山仔前面山溝裏的鵝卵石，水淺石現。
時光回到五年前仲夏的一個周末，下午五點多，接家中來電，說「老媽走了」。匆匆放下手頭一切事情，趕到羅湖，當時還沒有高鐵，坐上直達汕頭的長途大巴，心裏一直覺得難以置信。前兩天在電話裏老媽還談笑風生，說食欲正常，一個能接各方來電，能與探病者寒暄的人，怎麼能說走就走呢！
母親二○一二年七月十七日傍晚發病，因當地醫院救護車外出周轉不靈，由身邊的兒子自駕送院。入院後確診為右心室急性心肌梗塞，經搶救次日清醒，已能進食，坐在病床上「接見」前來探病的人，我就是這時候跟她通的話。沒想到二十日下午發現併發症，病情急轉直下，終因心衰而走完生命的最後一步。從那一刻開始，每年的七月二十日就成了我們永遠也忘不了的日子。按老爸「從速從簡」原則，火化後直接上桑埔山，在奶奶右側入土，「虛左」以待父親。墓前另換新碑，上刻祖母及雙親共三個人名，由吳家第二代四人同立。
母親離世一周，按當地「頭七」習俗，做兒女的好像是應該做點什麼事的，但因為我們各自在外多年，對這個小山村的習俗也就有點「順我者遵，逆我者略」的味道。記得那天我已回香港，天文台因韋森特襲港掛十號風球，我坐在書房裏兩眼發直，看着窗外的狂風暴雨，或許天亦有情，淚飛頓作傾盆雨？這些年來，對母親的思念總是在風雨交加的時候頑固地冒出來，把我帶回母親身邊，讓我重溫無數跟她有關的大事小事，很多細節因為時光流逝而模糊，但事件後面的意義卻越來越清晰。
事隔多年，不管我身在何處，與母親有關的兩個人生片段總會反覆出現在我眼前，一個是「文革」期間她被「解放」的當天晚上我抱着她，仰起臉問了一個問題後她一聲不出，但一串熱淚灑在我仰起的小臉上，讓我以為天突然下雨，只是奇怪為什麼雨水是暖的。另一個是母親下唇內側那兩個清晰可見的黑色牙印，那是「文革」留給她，留給我們家的痕跡。一串熱淚，兩個牙印，這是母親母性的勳章！
「熱淚片段」發生在一九六九年四月，我的問題是：「媽媽，你說的是真的嗎？」幾個小時以前，母親在當地剛結束的「萬人批鬥會」上，突然從被批鬥者變成批鬥者，上台公開宣布與「走資派」丈夫劃清界線，羅列了一堆別人已經說了無數遍的罪狀，還舉手高呼「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資派XX！」。之後是主持會議的「革命派」當場宣布母親被「解放」，會後可以離開「群眾專政」的看守所回家，那意味着我們的媽媽又可以履行母親的職責！
當時我還是個小學生，我們幾個失去雙親的「狗崽子」被趕出公社大院，在附近農村的一間牛棚（下午牛拉走，晚上我們已經入住）裏「自立門戶」，已經在沒有大人的孤兒狀態中生活了將近一年。在對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萬炮齊轟」的年代，我們的周圍到處是鋪天蓋地的大標語，上面有父母親的名字，倒着貼還打着紅叉叉。每次批鬥會上都聽到層出不窮的罪名和「打倒……；批臭……」的口號。歸功於母親樸素而成功的教育，我們幾個始終堅信自己的父母是好人，不相信一切「外人」為父母羅列的種種「罪狀」，堅信最終會雨過天晴，這樣的信念支撐着我們頂着「狗崽子」的帽子做有尊嚴的人，在吃不飽，穿不暖，備受侮辱和歧視的紅色恐怖環境中繼續「活着」。那天晚上的「萬人大會」給我尚未複雜起來的小腦瓜帶來了極大的困惑，我萬萬沒想到自己的母親也會說出跟別人一樣的話，喊出一樣的口號，這可是「自己人」說的話，怎麼跟父母被抓以前信誓旦旦跟我們反覆叮嚀的那些話不一樣了？
在我心中，信念崩潰了，天塌了，地陷了，黑夜中我一個人昏昏噩噩往回走，快到我們棲身的牛棚，在英厝溪畔一棵孤零零的金鳳樹下，我突然一股楞勁上來，決定一定要親口向母親求證這事……回想起來，在那一刻，我那個簡單的問題是在母親還流着血的傷口上又捅了一刀，母親的回答就是淚珠斷線似的落在我臉上。真相是，有暗地裏關心我們的好心人偷偷給看守所中的母親傳話，說我們幾個小孩「沒父沒母」已經快熬不下去了。母親思量再三，最後決定拋棄一切與母性無關的因素，為兒女忍辱負重，通過這種「革命派」認可的方式先求脫身，回家保護我們。在紅色風暴中我們家已破，但人絕不能亡，這是母親最樸素的念頭，母性在這個特定的時刻壓倒了黨的多年教育，壓倒了公家人所有的「社會屬性」，超越了所有的是非曲直，主導了媽媽的人生。可以說母親的決斷救了我們全家，也成了父親以後幾十年來一直念叨的大智慧和大勇氣。那一刻，被自己「劃清界線」和「打倒」的配偶是否能挺得住還是一場未知的賭博，母親肯定沒想到還沒進家門就聽到攔路小兒子的這個問題，縱有萬語千言，她又如何能說出口！
過了快一年，當地紅色風暴漸弱，父親也終於被「解放」。雖然還沒有正式的「組織結論」，還必須在幹校勞動改造，起碼我們全家每個月可以見一次面，我們也一步步告別了無助的孤兒生活。在隨後的日子裏，我們慢慢地了解了母親在看守所期間所遭的罪，受的苦。第一次看她用手拉開下唇，讓我們看到內側的兩個黑牙印時，我的心一陣顫抖，當時我無法想像母親在最困難最孤獨最無助的日子裏，面對一場接一場的批鬥，永遠也寫不完的檢討，她到底憑什麼挺了下來？媽媽說有一陣子她什麼都忘了，就是沒有忘記家裏還有幾個沒爹娘的孩子。她忍辱忍痛忍飢忍寒忍委屈的絕招就是上齒咬下唇，正常人是咬在唇外，但媽媽連這一點點的自由都沒有（給「革命群眾」看到她咬牙切齒，那意味着不服氣和抗拒，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於是只好咬下唇內側，那是別人看不到的地方，咬破了合，合了又被咬破，一年不到，不知道有多少次反覆，終於留下了一輩子無法消逝的黑印！
比起「母親」的生物定義，人類社會的「母親」承載了太多、太複雜的道德和感情重量。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共和國幾乎所有的母親因為「革命事業」的需要，養兒育女這個母親的第一「天職」常常被擠到她們人生中一個最不起眼的小角落，甚至擠出正常的日常生活軌道。對母親這樣的「公家人」來說，時間是一塊布料，兒女所得到的實際上只是裁掉「公家事」這件比天還大的「衣服」之後剩下來的邊角料。可就是用這些邊邊角角，我們的母親還是為四個小孩編織出一個充滿愛意、自給自足、自愛自強的溫馨家園。「文革」還沒結束我就離開家鄉，先當知青後求學，越走越遠還飄洋過海到了地球的另一邊，幾十年來，「媽媽」這個詞在我生活中出現的頻率遠遠低於夢中的頻率。值得慶幸的是，歷史的車輪轉到我們這一代時，母親的天職已經不再是生活中的邊角料，我們的下一代也不必像我們一樣在半孤兒的狀態中成長。
母親離世廿一天，我們幾個當兒女的到紅山仔墓地巡視探望。媽媽的「新居」在祖母身側，婆媳共用一地，留着另一側「虛位以待」父親。老當益壯的父親，名字已經刻到了墓碑上，只是用暖色代表依然健在，與代表死亡的冷色和諧共處，這是當地的習俗。媽媽做為「公家人」，為當地鄉民服務了幾十年，其中有好長的一段日子是根據上級的指示領着大家「移風易俗」，現在埋骨自己生前經過無數次的小山之下，卻默默地「入鄉隨俗」了。不得不讚嘆幾千年來扎根民間的中華文化習俗的厚重，重於紅山仔，重於泰山。
一塊小小的墓碑上刻着三個人的名字，濃縮了兩代人始於民國的故事。人類社會的生與死，在紅山仔這個小地方，在特定的民俗文化中，原來只是一色之差，一線之隔。兩個深綠色的名字，是比我們先走一步的兩位女性在這世界上留下的唯一痕跡。她們一起長眠於地下，雖然人生絕然不同，但都是可敬可愛的母親。一個是窮山溝裏目不識丁的農婦，在民國時期一個人靠上山割草、砍柴甚至乞討帶大了一個跟着共產黨打江山的兒子，成了老家當地的名人；另一個是在全職服務共和國的同時盡心盡力當好全職母親，在政治動盪和經濟困難的雙重壓力下帶出一個健康和睦的家庭，為人類社會保住了一個完整、健康的細胞。四個兒女各自開枝散葉，其人生軌跡不管是兜圈還是遠行，都始於桑埔山下這個小小的村莊，其人格的形成，則源於父母、特別是母親的言傳身教：對內互助互愛，對外自立自強。
面向墓碑，左邊是幾叢彎彎的相思樹，前方，在墓後的位置是兩棵筆直的小葉桉樹。右邊有巨石一塊，我想找時間在石後種上黃金碧間竹，這種媽媽到香港小住時第一次看到就連說喜歡，連說好看的竹子，有金黃的主幹碧綠的葉，長高後可為她遮陽擋雨，最好還能移植幾株常年開紫花的牽牛花藤到墓地周圍，這種藤蔓盛夏時幾乎每天都有鮮花盛開。媽媽晚年愛侍弄花草，以後新居周圍長滿青草，竹子金黃，相思墨綠，牽牛花淺紫，有這些草精花靈樹友終日相伴，媽媽該不會覺得太寂寞。陰陽兩隔，做兒女的能為母親做的事情已經屈指可數，這是其中之一。
老媽一輩子的摯愛，不管是戰爭年代的武工隊長，還是和平時期的小小當權派，在妻子面前永遠是哨兵加保鏢的角色。話不多的母親，一個眼神就能向父親傳遞海量的信息。幾十年的夫妻和家庭生活，老媽也以自身的智慧、大氣和人格魅力讓老爸明白只要在外聽黨的，在家聽妻子的，這天就塌不下來。我想就是這種對妻子無條件的信任幫老爸度過了一九六九年的那個被「劃清界線」和「打倒」的夜晚，讓老爸在「生死兩茫茫」的情形下熬到自己的「解放」，也讓他不但對妻子生前愛惜，身後也樂於像哨兵一樣守衛妻子的安息之地。老爸說墓碑兩側恭立的兩塊大石，就像永不知倦的崗哨，與右後方的巨石互為掎角，共同守護着這方寸之地。當兵出身的老爸，站崗放哨是家常便飯，他說這三塊大石像三大明哨，還有若干略小的石頭在葉下草中若隱若現，那些是暗哨。其中有一塊匿身小葉桉下，與碑頂和遠在十幾里外的山尖三點成一線，這一直線使遠山近石一下子成為一個整體，所以這地方近守固若金湯，遠攻勢如破竹。為守衛愛妻，老爸點石為兵，把老媽安身的這一小塊淨土變成自己必守的陣地，並早早留下了自己的位置，為的是百年後繼續跟石頭兵一起守護自己的妻子和母親。老媽獨具慧眼，在茫茫人海中選定了自己的終身配偶，生相伴，死相衛，母親一定是心中有數，才堅持要埋骨紅山仔吧？
母親出身窮苦，一個人從鄉下跑到汕頭市給富人當傭人養活自己，挑水上樓時人還沒水桶高。後來跟着共產黨打天下，被分配在政工隊，認識了在武工隊的父親，自由戀愛後經組織批准結婚成家，於是有了我們家第二代各奔東西的四個人。
一九八七年離休前母親一直在潮汕平原從事基層工作，時間最長的就是紅山仔一帶，「文革」中成為「地叛集團分子」和「黑手」以前是當地口碑甚佳的婦女主任。作為母親，她是我們家的主心骨，就像大蒜中那根筆直細小而又堅挺的主莖，所有的蒜瓣不管大小因為莖的存在而緊緊抱團。莖失，蒜瓣散落。
人世間，可能父親是撐起物質家園的主力，但我相信離開母親，或許說我們母親這樣的母親，我們都不會有溫馨、完整的精神家園！
母親的忌日，謹以此文懷念我可敬可佩可親可愛的母親！
‧吳偉平，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語言學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所長。作品散見於廣州《羊城晚報》、北美中文報紙雜誌、香港《大公報》、《明報月刊》及網絡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