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據查建英編《八十年代訪談錄》，阿城這樣回憶自己與陳映真的相遇：「我記得陳映真問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怎麼看人民，也就是工人農民？這正是我七十年代在鄉下想過的問題，所以隨口就說，我就是人民，我就是農民啊。陳映真不說話，我覺得氣氛尷尬，就離開了。當時在場的朋友後來告訴我，我離開後陳映真大怒。」查建英這樣記述陳映真與張賢亮：「那個會討論的是環境與文化，然後就上來張賢亮發言，上來就調侃，說，我呼籲全世界的投資商趕快上我們寧夏污染，你們來污染我們才能脫貧哇！後來聽說陳映真會下去找張賢亮交流探討，可是張賢亮說：哎呀，兩個男人到一起不談女人，談什麼國家命運民族前途，多晦氣啊！」還是同一本書，訪談陳丹青的部分，陳丹青這樣談論陳映真：「我記得安憶描述她在美國見台灣作家陳映真，陳問她以後打算如何，她說：寫中國。陳很嘉許，誇她『好樣的』。安憶聽了，好像很鼓舞、很受用似的。多麼淺薄啊！為什麼『寫中國』就是『好樣的！』哈維爾絕不會誇昆德拉：好樣的！寫捷克！屈原杜甫也不會有這類念頭……」（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阿城》，北京三聯二○○六年五月第一版。）
王安憶對陳映真的態度與上述作家有所不同，她是很尊重陳映真的，不過她感覺陳映真對她及大陸知識者很失望，雙方無法對話。在《英特納雄耐爾》一文的開始，王安憶寫下了以下文字：「這時候，假如我沒有遇到一個人，那麼，很可能，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前，我就會預先成為一名物質主義者。而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這個人，就是陳映真。」王安憶用了一個很悖論然而後來被證明為很有預言性的題目，表達她與陳映真以及陳映真與時代的關係：「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
阿城、張賢亮、查建英、陳丹青這些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精英人物，正處在批判左派政治的新時期初期，處於「走向世界」的歷史想像之中。這種時候他們聽到陳映真的發言，無法不產生強烈的落差感，「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精英意識、懷舊，特別嚴肅、認真、純粹。但是他在上頭發言，底下那些大陸人就在那裏交換眼光。」在他們眼裏，陳映真無非是滿口「社會主義」、「第三世界」的「老左」而已，早已落後於時代。
本文試圖走出中國大陸的「左」「右」對立的思想範疇之外，回到台灣歷史經驗的獨特性，建立一個新的觀察視角。相對於中國大陸，台灣歷史經驗的獨特性是什麼？很清楚，是殖民地境遇。陳映真一生的主要關注正在於反對殖民主義，其他範疇概念都是次要的。
有人可能會問，台灣光復已經多年，為什麼還是殖民主義？這是因為二戰以後的冷戰格局，導致台灣殖民性成了一個遺留問題，制約着整個台灣的歷史。本文所談的台灣的殖民性，不但包括戰前日本殖民主義，也包括戰後美國和日本的新殖民主義，還包括當代文化帝國主義乃至消費主義。由於不存在完全的殖民地經歷，加之一直忽略台港澳經驗，我們一直缺乏反省殖民性的視野，因此很容易忽略陳映真的問題意識。
（二）
自一八九五年後，日本割據台灣五十年，留下了深重的殖民地創傷。然而，光復以後的國民黨政權並沒有對日本殖民統治進行清算。其中原因並不難理解，這是因為在冷戰結構中，台灣已經迅速與美國、日本、韓國等成為同盟，對抗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陣營。既已結成同盟，昔日的敵人就變成了朋友，台灣歷史從此空缺了一節「抵殖民」的課程。不但如此，戰後美國、日本又重新援助台灣，形成了新殖民主義，這就更是雪上加霜了。台灣社會的歷史性格，以及當代台灣的很多問題，都可以從這種「歷史空白」中得到解釋。
一九四九年以後，美國和日本對於台灣不止於一般的投資，而是直接的經濟援助和軍事裝備，從而控制了台灣的命脈。美援之後，日援又跟上來了。早在一九四九年，台日就已經訂定了「台日貿易協議」，六十年代日本資本開始大舉進入台灣。可以想像，美國和日本對於台灣的「援助」的後果是什麼？它造成了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上的殖民依附性。台灣社會這一「重症」，很多人都沒有看到，陳映真卻一直耿耿於懷。
陳映真早期小說，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主要是表現個人幻滅和蒼白的。不過，自一九六七年發表於《文學季刊》的《唐倩的喜劇》，陳映真的小說風格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明朗的文化批判代替了傷感和彷徨。除了小說創作，還有理論清算，陳映真同一年發表的《現代主義的再開發》是台灣最早的反省現代主義的文章。
陳映真的殖民主義批判真正在台灣產生影響，是在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在這次鄉土文學論點中，出獄後的陳映真成了鄉土派的代表人物。陳映真的《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仙人掌雜誌》第五期）是論爭的引路力作。在這篇文章中，陳映真從社會經濟、精神心理和台灣文學等諸種方面，對台灣的新殖民主義進行了深入的論述。首先，陳映真具體揭示了五十年代以來美日對於台灣的經濟操控，認為三十年代以來台灣的國民經濟「開始是美國，後來是日本的資本和技術的一種絕對性的影響下成長出來的。」接着，陳映真分析了在這樣一種社會經濟下所形成的台灣精神生活的殖民化，結論是「文化上精神上對西方的附庸化、殖民地化——這就是我們三十年特點。」陳映真還專章提到了自己參與其中的台灣文學，題為「文化附庸中的台灣文學」。一九七八年，陳映真開始寫作「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表現跨國公司對於台灣及中國文化認同的瓦解。與此同時，陳映真又在《夏潮論壇》等報刊上發表理論文章，批判美日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新殖民主義統治。
有關於殖民主義批判，霍布森曾揭示了「生物進化論」、「文明使命論」等帝國主義自我合法化理論。產生於六十年代初期的恩克魯瑪以及薩米爾．阿明都提出了基於非洲經驗的新殖民主義批判。陳映真的貢獻是建立了台灣以及東亞角度的新殖民主義批判。概而言之，陳映真的貢獻在於將新殖民主義批判提高到了文化的高度，並且帶入了消費主義的視角。在陳映真看來，當西方人在台灣投資的時候，他們所帶來的是一整套價值觀，由此而來的後果，是對於台灣當地文化的破壞，是認同上的迷惘和心靈上的破碎。
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之後，後殖民思潮開始在台灣湧動。我們知道，後殖民主義側重於清除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文化遺產，這與陳映真的思想正好不謀而合。不過不出所料的是，由本土派和外文系主導的台灣後殖民建構，對於美國、日本隻字不提，反倒批判中國外來者的「殖民統治」，有點讓人啼笑皆非，也足見台灣的殖民性嚴重到了何種程度。陳映真不得不再次捲入有關於殖民批判的論戰之中。
（三、四、五見下期）
‧趙稀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台港澳文學與文化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著有《小說香港》、《後殖民理論》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