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清道光時期著名人物畫畫家費丹旭所繪《紅樓十二釵冊》之「黛玉葬花」 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中國是「閉關鎖國」，「以天朝自居」，「夜郎自大」；林則徐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諸如此類，一經范文瀾等前輩權威學者提出，似成「不刊之論」。實際上，隨着史料不斷發現及研究深入，假使范先生如今健在，他也會修正自己的見解。筆者不認同清朝特別是清中期以後的對外政策，但可以肯定的是，整個清代基本不是以「閉關鎖國」為國策。本文透過《紅樓夢》描述的俄羅斯入口孔雀裘，聯繫到乾隆孔雀羽朝袍等，以當時服飾時尚及文獻資料，揭示清中期正常情況下，中外聯繫的歷史真相。
康熙皇帝面對彼得大帝統治下的沙皇俄國侵佔中國東北領土，進行兩次收復失地的「雅克薩之戰」，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接着三次「御駕親征」漠北，平定沙俄支持的蒙古準部葛爾丹叛亂，那是瞪大眼睛看世界；康熙諸皇子，除滿語、漢語、蒙古語外，有的還會英文、俄文；康雍乾時代宮中有大批外國人，康熙皇子允褆與葡國人徐日升開玩笑剃鬍子，康熙帝批評他不懂事（康熙《庭訓格言》）。清朝「以天朝自居」的對象，是在當時認定的「天下」範圍內。「天下」包括全國和各附屬國，此間中國人不存在「夜郎自大」問題。而西方各國屬於「泰西」（泰，大；泰西，「大西洋」即其遺意），不在「天下」範圍內。康雍乾三代不是不了解世界，而是了解不夠，因而沒有及時調整政策、採取措施，以應對西方發生的巨大變革。歷史對此應「問責」的，特別是在位六十四年的乾隆皇帝。乾隆時期確定「粵海」「一口通商」的政策，出發點在規管外貿，而非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及至道光時期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關鍵是不能「知己知彼」，朝廷上下不知所措，因而該敗的敗、不該敗的也敗。此時採取的對策與其說「閉關鎖國」，不如說是把頭埋進沙裏的「鴕鳥政策」，此後直至五四時期，更多的是「妄自菲薄」，根本不是什麼「夜郎自大」。「保護貿易自由」，只是西方發動侵華戰爭的幌子；自認「閉關鎖國」，是無意中上了他們的當。
公卿之家時尚「洋貨」
《紅樓夢》第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補孔雀裘」，反映了乾隆時期公卿之家喜歡「洋貨」的時代風尚。賈母收到兩件羽毛做成的高檔時裝。一件是以野鴨面部兩頰周圍皮毛製作的「鳧靨裘」，賞給美女薛寶琴。一件是以孔雀羽毛織成的氅衣「孔雀裘」，賞給愛孫賈寶玉。賈母特別解釋說：「這叫做『雀金泥』，這是俄羅斯國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寶玉披着這件「孔雀裘」不小心被炭爐濺出的火星燒了一個洞，先是讓人拿到市面上，想找「能幹織補匠人織上」，但「都不認得這是什麼，都不敢攬」。於是正在感冒發高燒中的婢女晴雯，帶病連夜織補：「晴雯先將裏子拆開，用茶杯口大小一個竹弓，釘繃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得散鬆鬆的，然後用針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後依本紋，來回織補。補兩針，又看看；織補不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會。」
單是這一回，寶玉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洋貨就不少。例如鼻煙壺，「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給寶玉。寶玉便揭開盒蓋，裏面是個西洋琺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脇又有肉翅，裏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煙。」這是個金地包鑲俗稱「金星石」玻璃的囊匣，囊匣裏是有小天使圖案的洋琺瑯鼻煙壺。薛寶琴的父親是經常跑「海口」（海關）的商人，「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上買洋貨。」這父女還結識了「真真國的女孩子，才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着黃頭髮」，此女「通中國的詩書，會講五經，能做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官煩她寫了一張字，就寫她做的詩。」這時寶琴就拿出當日所書詩篇來炫耀，結果眾人聽了，都道：「難為她，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連大觀園女兒國的小姐們對外國人都有如此認識，你說當時中國人「夜郎自大」嗎？「閉關鎖國」嗎？
但是，中國人「崇洋」，往往「土洋結合」。因為中國歷史悠久，一面引進，一面在自己歷史文化裏找依據，與「夜郎自大」兩回事。比如孔雀裘，在南北朝時就有，《齊書》記載：文帝製孔雀毛裘；文惠太子性奢侈，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宋〕李昉《太平御覽》卷六九四）一九五七年北京明代定陵考古發掘，出土萬曆皇帝龍袍中，也有幾件是用孔雀羽線織繡龍紋的。
孔雀羽朝袍和鳧靨裘褂
《紅樓夢》此回描寫，說明孔雀、鳧雁羽衣是乾隆時期服裝時尚。而這種時尚也進入了宮廷。如果說《紅樓夢》中官宦之家孔雀裘，是原裝俄羅斯進口服裝，那麼作為皇家御用服飾，則需要內府加工製作。因為不管是皇帝朝服「九龍十二章」，還是親王「七龍」，與官僚或者民間都不同。更重要的是，皇帝或皇室成員的服裝不但是「量身訂製」，而且是「量身訂織」，織出的袍料已經是成衣前後、兩袖、領口俱備，而不是一般的一幅面料而已。這就需要在面料紡織的時候，就嚴格依據服用者身材尺寸進行。比如六歲的小皇帝，與身材高大的成年皇帝一樣，都是完完整整的九條龍。
這件文物是一九五八年收購入藏故宮博物院的，現定名為「孔雀羽串珠彩繡雲龍紋吉服袍」，是清代專供皇家御用服裝的「江南三織造」之一的「蘇州織造」的「蘇繡」傑作，為乾隆時期作品，可以肯定是皇家御用品。此袍身長一百四十三厘米，兩袖通長二百一十六厘米，胸圍一百三十四厘米，下襬長一百二十四厘米，袖口寬十八厘米。為圓領、大襟、右衽、馬蹄袖端、左右兩開裾、直身式袍。袍身共繡有九條五爪正龍和行龍，其中前胸、後背、兩肩各繡一條正龍，前、後、底襟及裏襟共繡行龍五條，龍與龍之間點綴「暗八仙」、「雜寶」、「三多」、「多福」、「多壽」，最下方是五彩雲朵、蝙蝠、壽山、福海等吉祥圖案。
它雖有五爪九龍，但並無皇帝才有的「十二章」（從《尚書》記載帝堯開始的天子服裝十二種紋飾：日、月、星、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以及「兩開裾」（袍裝下半部分「裳」的兩側開裾），而不是皇帝的「四開裾」（「裳」兩側、前後均開裾）等制式特徵，所以推測是親王等出席慶典活動時穿着的吉服袍，又稱「蟒袍」。但它在形式、工藝、材質、紋飾諸方面都匠心獨運、巧奪天工，極其尊貴，顯然不是一般王子所得服用，也不可能大批量生產，因此筆者比較贊同是乾隆皇帝弘曆作皇子「寶親王」時服用。因為弘曆雖也是普通皇子，但其太子身份自雍正帝即位後即呼之欲出；而乾隆時皇位繼承人一直處於保密狀態，乾隆帝不會給予某人特殊待遇，哪位皇子也不會凸出自己惹火燒身。
此蟒袍整體以「七枚三飛」藍色素緞作原料，使用米珠、珊瑚珠、孔雀羽線、撚金線、撚銀線、龍抱柱線、五彩絨線等高檔繡料，進行不露緞地的「滿繡」工藝。在所繡各種圖案之間，以孔雀羽線盤釘「鋪翠」，形成孔雀羽基調。孔雀羽線的撚製，是將直徑約零點三毫米的孔雀羽的羽小枝，撚在直徑約零點二毫米的絲線芯上。撚製時不能將絲芯完全包住，以免撚好的線變硬；既要撚得細而均勻，又不得傷及羽毛。精工細作，真的是「工匠精神」。
故宮博物院也藏有一件類似賈母賞薛寶琴的「鳧靨裘褂」。這件長褂為圓領、對矜、平袖、後開裾，身長一百四十五點五厘米、兩袖通長二百二十三厘米、袖口寬三十厘米、胸寬七十七點五厘米、下襬寬一百二十一厘米、後裾長六十四點四厘米。鳧靨，鳧的臉；裘，裘皮；鳧靨裘，鳧臉部的皮毛。這件服裝的面料，是用長九點五、寬六點二厘米的鳧靨裘，一塊壓一塊拼縫而成，共計約七百二十塊。此衣裝從不同角度看，會閃現藍綠、深紫等不同色澤，光彩明媚。它的性質類似皮草，毋須紡織過程，故其工藝複雜程度遠低於孔雀羽朝袍。此物是一九六○年代收購徵集的，經鑒定也是清代乾隆時期作品。
一口通商非「閉關鎖國」
實際上洋貨是當時富貴人家和皇家高檔消費品。清宮鐘表、藥材、香料等進口商品多得很。那時不但進口商品，更引進科學技術。最典型如現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鎮館之寶──北京古觀象台「八大天文儀器」：璣衡撫辰儀、紀限儀、黃道經緯儀、地平經緯儀、地平經儀、赤道經緯儀、天體儀、象限儀，據北京天文館專家研究，採用的基本上屬於西方天文學原理，由康熙時期供職清廷的比利時人南懷仁等設計製造。
大量外國商品進口國內，大量絲綢、茶葉、瓷器等中國貨出口國外，那麼當時到底是否「閉關鎖國」？這是一個涉及清代外貿乃至中外關係史的複雜課題。漢代特別是唐宋以來，中國總的來說一直是外貿大國，這就是如今「一帶一路」戰略的歷史依據。到了清朝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確立粵、閩、浙、江「四口通商」，實行接近近代海關制度的管理。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內地史學界主流觀點認為，清代實行的是「閉關鎖國」政策，其最有力證據就是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確立的廣州口岸「一口通商」政策。
但是近年歷史研究揭示，粵海關收入相當於其他三關總和，其他三關業務有限；特別是粵海廣州十三行管理制度完善，中國在對外貿易中長期處於出超地位，白銀的流入充實了清政府國庫，增加財政收入；還有清廷部署解決西北邊患平定準噶爾戰爭等國家安全方面考慮，最終促使乾隆帝做出「一口通商」決定。經濟史研究顯示，本身基本不產白銀的中國，至鴉片戰爭前，世界上約百分之八十的白銀卻在中國；僅東印度公司一六三五至一七六二年，輸入中國白銀就達六百一十萬多兩（錢江《十六至十八世紀國際間白銀流動及其輸入中國之考察》）。這未嘗不可作為檢驗當時外貿政策成敗的一個參照。外貿是政治問題，更是經濟問題，必須從經濟規律角度考察。「一口通商」不能與「閉關鎖國」畫等號。
歷史悲劇不在「夜郎自大」
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主動的一方往往是先進、發達的一方。漢代開闢絲綢之路、唐代陸上絲路繁榮，宋、元、明、清中前期海上絲路繁榮，都是這樣。當中國步入災難、落後的近代，已失去對外交流的高地，「閉關鎖國」企圖自保，確實是一股強大潮流。如今美國等西方國家出現內斂、收縮的主張，「把自己關入黑屋子」，與此類似。
筆者認為，就個人才質來說，乾隆帝是一位傳統文人士大夫式的皇帝。他與祖父康熙帝的重要區別在於，他好比特別偏重文科的學生，而康熙帝是文理並重的學生。但這不代表他決策時保守。例如他繼位之初，就安排朝臣就是否「廢科舉」展開論證。最後的結論是，科舉不是選拔人才的最好途徑，但比較而言是可行而且相對公平的制度。「戊戌變法」提出「廢科舉」，是此後一百五十年的事情。以乾隆帝自信心爆棚的性格，根本無意採取「閉關鎖國」政策。
與「夜郎自大」恰恰相反，乾隆帝對外國事務頗能見微知著。通過「英吉利國進自鳴鐘二座」一事，由英國的自鳴鐘製造技術水平，察覺到英國等西方國家科技發展情況，而為當時中國科學技術落後於西方深以為憂。為此做出系列安排，二、三十年間，反覆命令沿海各地總督、巡撫及早籌辦海防，「諭旨前後凡（共計）二十餘道」（何紹基《高宗政要》）。因此筆者認為，在「數千年未有之變」（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的關鍵時刻，以乾隆皇帝為代表的清朝當政者，不是沒有「睜眼看世界」，而是危機意識不夠，未能切實採取對策。以此時中國、英國同時展開的《四庫全書》（一七七二至一七八一年修成）、《不列顛百科全書》（一七六八至一七七一出版）工程為例。《不列顛百科全書》以為學術和啟蒙服務為宗旨，開了近代科學思想和科學技術發展先聲，而《四庫全書》依然在總結整理中華傳統文化，未能指出中國未來前進方向。而這自然也與乾隆帝這位「乾綱獨斷」而且特別偏重文科的學生密不可分。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