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一個夏日傍晚，落日餘暉籠罩着緩緩流淌的愛荷華河（Iowa River）。兩岸濃蔭蔽日，河水泛綠，一隻體型碩大的蒼鶴在悠閒地捕魚。美國愛荷華城（Iowa City）北邊珊瑚谷（Coralville）水庫人工湖的一艘小船上，用醬油、料酒、葱薑醃漬過的愛荷華牛排和愛荷華甜玉米在炭爐上燒烤，散發出濃郁的香氣。此時此地，一位美國詩人和一位華文作家的靈機一動不但改變了他們二人的生活，也會重塑世界各地千百位作家的人生命運。

　　以上是美國詩人、英文寫作教授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一九○八至一九九一）在一九八七年「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IWP）成立二十周年之際對這個馳名世界的項目緣起的介紹。故事中的華文作家是他的妻子聶華苓，在他一九七七年退休後繼任IWP主任直到一九八八年。IWP成立五十年來，一共邀請了世界一百四十國的一千四百多位知名作家、詩人、戲劇家來到美國中西部的大學城愛荷華城小住，參加活動，交流經驗。讓世界了解愛荷華，也讓愛荷華了解世界。

　　二○一六年七月，我接受IWP的邀請，幫助整理歷年來訪的中國作家的資料，以便他們更新官網，迎接二○一七年的五十周年大慶。IWP所在的「山寶屋」（Shambaugh House）是座維多利亞式的三層小樓。從外看，一樓立柱、二樓露台、三樓老虎窗都裝飾精美。屋裏門扇眾多，樓梯曲折，房間形狀古怪，有點像迷宮。這是修建於一九○一年的歷史住宅，曾招待過單人飛躍大西洋的第一位女飛行員埃爾哈特（Amelia Earhart），二○○二被遷移到現址。

　　IWP命途多舛。一九九九年因入不敷出差點被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責令關閉。二○○八年愛荷華河氾濫，他們搬到「山寶屋」，書面資料轉移到大學檔案館。水災後，作家的寓所也從大學宿舍樓「五月花」（Mayflower）搬出。他們現居的「愛荷華屋賓館」是與歷史建築「愛荷華紀念會」毗鄰的紅磚小樓，四四方方，外表樸實。儘管仍坐落在河邊，這裏地勢軒敞，風景如畫。住戶能免遭水患，放心享受寧靜優美的自然風光。

　　安格爾聲稱IWP起源於聶華苓想要為國際作家建立一個與愛荷華大學的「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IWW）類似項目的「瘋狂念頭」。IWW由施拉姆（Wilbur Schramm）於一九三六年建立，幫助美國國內的青年作家通過上課交流作品，互相批評，提升寫作能力，培養出了許多著名作家。IWW不但奠定了日後各大學競相模仿的「作家工作坊」模式，而且對項目所在的愛荷華城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北美唯一一個「文學之城」的稱號功不可沒。一九四一至一九六五年安格爾執掌期間，IWW進步飛速，臻於成熟。

　　安格爾講的故事繪聲繪色，充滿詩情畫意，還暗示了IWP中西合璧的前景。實際上，他們夫婦二人成立IWP並非一時衝動，而是籌措已久。他們爭取到政府與私人的多方捐助後，於一九六七年起正式邀請東歐、土耳其、亞洲各國的作家來訪，尤其對「迫害文學」表現出特別的興趣。我與IWP創始人之一聶華苓訪談時，她回憶：一九七八年，她時隔多年後應邀回中國訪問，向中共領導介紹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項目，並邀請中國作家次年到訪。一九七九年，第一批兩名中國作家蕭乾與畢朔望到達IWP，之後幾乎每年都有中國作家來訪，到二○一六年為止共五十五名。

　　第一個十年中，小住IWP的二十二位中國作家包括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蜚聲文壇的丁玲、艾青、蕭乾，也有「文革」前成名的王蒙、劉賓雁、白樺、茹志娟，還有八十年代崛起的諶容、張賢亮、馮驥才、阿城、北島、汪曾祺、王安憶等。安格爾夫婦為他們安排了豐富的「課內外」活動。他們在愛荷華城舉辦過各類報告、講座，一九七九年《紐約時報》還報道了IWP邀請中國大陸及台灣作家盪舟密西西比河，共襄「中國周末」（Chinese Weekend）的盛舉，完成了兩岸暌違三十年後的首次「零距離接觸」。

　　中國作家出席了愛荷華大學舉辦的音樂會、畫展，參觀了當地農場，坐康拜因拖拉機，吃農家飯，在河邊野餐。他們也出城拜訪過林肯總統與作家馬克．吐溫等名人的故居，去美國其他高校演講交流等。這些經歷中國作家都一一記錄在回憶散文中。一九八三年同時訪問IWP的茹志娟、王安憶母女，更將她們在美國的詳細經歷娓娓道來，寫成《母女漫遊美利堅》一書，於一九八六年出版。

　　一九八九後訪問IWP的中國作家情況更多元，顯示出不同的背景、媒介和流派。這些人中不但包括了小說家和詩人，還有畫家、戲劇家、散文家、話劇導演和電影導演。八十年代就成名的先鋒實驗小說家殘雪、格非，「新寫實主義」小說的代表作家劉恆、池莉，「新歷史主義」作家蘇童、余華、莫言都在不斷自我更新，展示了多變的風格。他們比上一代作家接觸西方更多。因為翻譯和第五代導演的電影等因素，他們的作品也更為西方世界所知。劉恆的小說《伏羲伏羲》被改編為電影《菊豆》，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改為《大紅燈籠高高掛》，根據余華同名小說改編了電影《活着》。莫言更因張藝謀改編的電影《紅高粱》在西方走紅，並於二○一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王安憶將IWP視為對她寫作影響至深的兩大關節點之一，但其餘來訪的中國作家對IWP的作用每每語焉不詳。他們的欲言又止可以理解。一來是寫作並非科學實驗，難以用具體數據統計、論證。二來，來訪的中國作家大多不通英文。這個短板一方面限制了他們與當地人以及其他國家作家的交流，另一方面卻也促進了他們對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反思。

　　二○○三年到訪IWP的日本女作家水村美苗（Minae Mizumura）曾著書對互聯網時代「英語的霸權」和「國家文學的消亡」深表憂慮。

　　畢飛宇、格非等中國作家也認為當前文學優劣的標準仍由西方人制定，中國文學在世界上處於弱勢地位。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學者達姆羅施（David Damrosch）曾將「世界文學」定義為「翻譯後增色」的文學作品。但華裔學者張英進反駁說：原著恐怕得翻譯成英文或是其他某種主要歐洲語言才行，揭示出國際上現存的文化等級制度。

　　其實，「可譯性」不能作為衡量文學質量的唯一標準，像張愛玲的作品就被大家公認為因文化差異太大而「無法翻譯」。而西方普遍認可的鑒定文學的標準也是特定歷史情境的產物。國人大可不必為「當代中國文學是垃圾」之類的言論着急上火。我覺得被「全球化」席捲裹挾，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色才會是中國文學最大的悲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