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劍橋留學時，我一有空就給家裏寄張明信片。畢業後搬回香港的時候，父母送給我一座「紅房子」─ 厚厚的一本棗紅色相冊，裏面全部是留學期間收到的明信片，竟有八十多張，有我寄回家的，也有朋友和父母寄給我的。一張張明信片就像是「紅房子」的一扇扇窗戶，窗外是劍橋和各地的風景，窗內是我心中的風景。
「紅房子」裏有張水彩漫畫明信片，打開這扇「窗」，望出去是我的童年。那兒的人都是細細長長、晃晃悠悠的，像煮熟了的意大利麵條兒，一頭頭凌亂不羈的鬈髮，一雙雙滴溜溜轉的黑眼睛……都是我小時候熟悉的面孔。我迫不及待地把這份童年寄給父母。明信片剛寄出去，我就急急火火地給家裏打視頻電話：「爸爸、媽媽，你們猜我在這兒見到了誰？」不等他們回答，我就興奮地喊：「昆丁──昆丁．布雷克啊！」
視頻裏爸媽一臉茫然。我趕緊解釋：「昆丁啊！那個作家，他還畫畫。小時候我不是看過很多他的書嗎？他畫的那個耳朵特別大的巨人，還有那個住在蜜桃裏的男孩，你們還記得嗎？我在書店裏見到昆丁畫的明信片，剛給你們寄了一張！」
昆丁算是我的「老朋友」，從六歲的時候我就認識他了。那年爸爸媽媽去英國讀書，我也跟他們漂洋過海，在當地的一所小學「留學」。入學時我只認識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中的十九個。上學的第一天，爸爸給我做了一個名片別在胸前，上面寫着「Hi! My name is Sing」，下面還有一行小字：「讓我們做朋友吧！」
多年以後，爸爸回憶起第一天接我放學時的情景，仍覺得不可思議。他說我和同學們圍着操場上的大橡樹跑來跑去，像一群快樂活潑的山雀。同學們一邊跑，還一邊喊着「Sing! Sing!」。不到一天的時間，我們已經成為了朋友。
他們說英文，我說中文和自創的「英文」，大家手舞足蹈地比畫着，吱吱喳喳地「聊」得很開心。在回家的路上，我喋喋不休地跟爸爸講第一天的新鮮事兒。英國的學校與中國的學校太不一樣了，太好玩兒了！我向爸爸提出一個他從未聽過的要求：「以後我能不能早點兒上學，晚點兒回家？」
昆丁就是同學們介紹給我的。當時，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是英國孩子們最喜愛的作家。羅琳那時還在路邊的咖啡館裏埋頭苦幹，她的哈利．波特尚未誕生。
在昆丁創造的世界裏，英國人是一把緊緊張張的長雨傘，青蛙喜歡跳舞，小豬愛看書，噴火龍會胃痛……他筆下的人物、動物和小怪物逗着我從只有幾頁的漫畫書，一直讀到兩百多頁的小說，讓我在歡笑中走進了英文世界。
幾年後，我從英國搬到了香港。在這座繁忙的城市裏，沒人認識昆丁。不久，金庸的俠客開始在我的房間裏飛檐走壁，瓊瑤的俊男美女在我的書架上談情說愛。這可不是昆丁和他的小魔怪的生活，於是他們就與我的童年一起留在了英國。
二十年後我重返英國，沒想到與昆丁在劍橋的書店裏不期而遇！更巧的是，他曾經跟我一樣在劍橋讀書，還住在同一個學院。走在昆丁走過的路上，用着昆丁用過的書桌，我心裏暖乎乎的。原來，昆丁一直在這裏等着我呢。「紅房子」有一面「窗」正對着晚霞中的柏林大教堂。這張明信片是蒂妮思寄給我的。蒂妮思是柏林人，但她卻大老遠地跑到英國劍橋修讀德國文學。我們倆住在同一個學院，經常一起聊天做飯。
蒂妮思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她認為穿衣服不是為了取悅男人。因此，她衣着樸素，幾乎從不化妝，蹬上平底鞋就出門兒。有一次我們倆見到一個男孩兒殷勤地為女朋友拎包，蒂妮思皺着眉頭說：「我真不明白，為什麼他要幫她背着。難道他認為她柔弱得連包兒都拎不動嗎？我不覺得這浪漫。我才不會允許我的男朋友為我拎包。」
兩周後，我在學院的舞會上碰見蒂妮思和她的男朋友。蒂妮思穿着一件黑色的晚裝，非常優雅。跟他們打招呼的時候，我瞄到了她男朋友手上的包兒。蒂妮思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心思，對我眨了眨眼，頑皮地說：「今晚我批准他給我拿包。」
有一次蒂妮思到我的房間裏聊天，看見我書桌上擺着好幾張明信片，她就像參觀博物館似的一張一張地細看，我則像導賞員那樣給她講解明信片背後的人和事。參觀完，她輕聲道：「唉，如果我們不是住得那麼近，我就可以給你寄張明信片了。」
幾個月後，蒂妮思如願以償。她趁着回柏林查資料，給我寄了那張柏林大教堂的明信片：「我終於找到機會給你寄張明信片了！雖然我只在柏林待一天，可這是多麼美好的一天。柏林的春天和夏天漂亮極了，希望你有一天到我的家鄉，但在此之前，讓我們盡情享受在劍橋的時光吧！」我可以想像出她在咖啡館，邊寫邊笑的樣子。
說起我們倆在劍橋的日子，印象最深的是那個陽光明媚的下午。那時我們剛入學不久，學院邀請我們這批新生去一個果園品味傳統的英式下午茶。當我們懶洋洋地躺在被陽光曬得暖乎乎的靠椅裏，坐在我身邊的蒂妮思突然問了一句：「英國人發現茶葉之前，都喝些什麼？」要不是蒂妮思的提問，我差點沒認出來這位加了糖，加了牛奶的「老鄉」。英國人喝下午茶的傳統並非源自寧靜幽雅的英國果園，而是殖民時期硝煙瀰漫的遠東。十九世紀中，蘇格蘭植物學家福鈞（Robert Fortune）受英國東印度公司所託，剃了頭，喬裝成「滿大人」，潛入中國閩南一帶，將茶樹、種子和製茶的技術偷偷地運到英屬印度，使紅茶成了「英國的傳統」。
這杯奶茶打開了我和蒂妮思的話匣子，從此以後，茶就成了我們聚會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和蒂妮思一中一西、一動一靜，雖然很不一樣，但我們倆就像茶葉遇到了牛奶，搭配得那麼融洽。
我的「紅房子」裏還收藏了劍橋的一片雲。這片雲曾投影在徐志摩的詩裏，現在被刻在康河岸邊的一塊石頭上：「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我在香港上學的時候，《再別康橋》是語文課上必須背誦的一首現代詩。老師特別跟我們解釋，「康橋」就是英國的劍橋。那時候對我來說，劍橋只是一個雲霧縹緲的地名。沒想到有一天我會親身走過詩中的「河畔金柳」，像徐志摩一樣「撐一支長篙，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每一個經過康河的中國留學生都會為這首詩停下腳步。有人輕聲地把它唸出來，有人與它合影，有人把它的明信片寄回故鄉。一九二八年，這首詩在上海首次出版。那時，劍橋還不知道這首詩將成為幾代中國人眺望康河的窗戶。八十年後，劍橋把《再別康橋》帶回了徐志摩眷戀的地方。
畢業典禮過後，我也要揮揮衣袖與劍橋道別了。當火車緩緩地駛出劍橋車站時，我已開始期待與劍橋的朋友們的重逢……沒想到，當我回到家時，他們已經在「紅房子」裏等着我呢！
‧夏泉，八零後，香港律師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