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離開大興安嶺的前幾天，一直在清理行李。擺在我媽面前的難題是，此去凶吉未知，她一個病人，還拖着個小孩，頂多只能帶走兩口箱子。必須在家中五口箱子中決定取捨。
類似的場景我經歷過一次了，那是在我們離開北京前。當時我年紀太小，一點也不明白我爸和我媽成天圍着家中那些箱箱籠籠忙些什麼，只見他們一會兒把個什麼東西放進一口箱子，一會兒又把它拿出來扔到另一口箱子裏，還低聲爭論。看了會兒，我漸漸明白，把東西放進去的箱子，是要帶走的；把東西扔進去的箱子，是要捨棄的。印象中放東西進去的多是我媽，扔東西出來的多是我爸。往往是，我爸把一件東西扔出來，我媽又把它撿回去。爸一臉無奈，媽一臉悲哀。最後，我們託運的行李總共七件，五口箱子兩個被包。為何我記得這麼清楚呢？因為當我們在齊齊哈爾和牙克石轉車時，他們曾派我看守行李，每次我都緊盯住它們，不時把它們數一遍。因為我知道，這就是我們全部家當了。
現在，清理行李的事是我媽一個人在做了。奶奶死了，我爸在地處山溝的林場勞動，只能出發那天請假送我們。
我記得，我媽整晚坐在那攤了一地的衣物中東撿西翻，夜半我醒來，見她還坐在那裏，微弱的煤油燈光把她的瘦小身影投射在土牆上。
「媽！」我不由得驚叫。
那身影抽動一下，我媽回過身來，臉上有晶瑩的東西閃爍，難道她在哭？
「你睡你的。」她聲音卻很平靜。
我爸提前一天回家了，一進門就高興地告訴我們，隊長照顧他下山來出趟差……突然他眼睛盯住堆放一旁的三口箱子，愣住了：
「三口！你怎麼帶得動吶！」
「我帶得動。」我媽冷冷道。
「不行不行，中間要轉三次車，你還要不要命了！」
「三口箱子要不了我的命，要我命的是你。」我媽道。
我爸裝作沒聽見我媽的話，他隨手掀開最上面一口箱子，看了一眼，又大驚小怪叫起來：「這也帶？這也帶⁈」
一聲比一聲高，一聲比一聲急，跟着，一隻黃皮包被扔了出來，接着是一雙繡花鞋，再接着，是一件緞子旗袍，淺紅色的底上子散布着深紅色的碎花點，頓時我覺得眼前一亮。
紅旗袍沒有落到地上，我媽半空中接住了它。
「你幹什麼！」她叫道，「你怎麼每次都跟它過不去？這是我最後一件旗袍了。絕對不能扔！」
「我不是跟它過不去。莫非你以為今後還有機會把它穿出去？」
我爸的口氣很平和，比平時還循循善誘，苦口婆心，我媽的聲音也沒有平時那麼高昂了，好像有點心虛似的，她只是一邊把紅旗袍重新疊好往箱子裏塞，一邊自言自語地嘟噥着：
「這麼輕，又不佔什麼地方，將來給女兒作個紀念也是好的。好衣服都丟光了，只剩下了這一件，無論如何也不能丟。」
我爸一屁股坐到那口早已決定放棄的樟木箱上，嘆出口長氣：
「要不，把這口箱子先放這裏？等你們到那邊落下戶口，我再託運過去吧。」
「別許這種空口願，我上夠你的當了！哼，還好意思說你判斷正確。當初要是信我的，等你到這邊探明虛實我們再來，也不至於落到今天這種下場。」
「這能怪我嗎。老馮是代表組織上跟我們來談的話，你當時又不是不在場。說是因為我態度好，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才到這支援邊疆建設。組織上的話我能不信嗎？」
「鬼話！當初無端端把你關了三年的是他們，動員你發言，說言者無罪的也是他們！也只有你這種蠢豬才會信。上了一次當還上二次當。」
結果，我們還是帶了三口箱子走。正如我爸所料，一路上這三口箱子讓我們吃盡苦頭。要轉四次車，而我媽一次只能提一口箱子。七歲的我，瘦小得看去頂多六歲，只能揹自己的書包。所以每逢轉車，只好讓我守住行李，我媽獨自來回把箱子一個一個向前挪。在北京站，從進站口到站台特別遠，之間還要下一道長階梯，我們挪了無數次才終於望到那列要上的車。這時廣播已經響起催促旅客上車的通告，各個車廂門口都只有列車員站在車門口。我媽慌了，一手提起一個箱子，回身對我喝道：「跟上！」
她急瘋了吧？放在我腳邊的是最大的那口箱子，我使出吃奶的力氣使勁拖，也只能把它拖動一點點。離我們最近的那名列車員見狀忙朝我們招手：
「先上這節！」
那人很好心，他奔過來接住我媽的兩口箱子，我媽這才能回身跑來提我身邊那口箱子。好險吶！我們跌跌撞撞剛上車便聽見火車一聲長鳴，開動了。我媽一屁股倒在車廂門口閉上眼睛，昏過去了。
當時我有種感覺，若不是為了那件紅旗袍，我媽便不會硬要多帶一口箱子，不多帶一口箱子，便不會有這一驚險事故發生。當我們終於坐定在車廂裏自己的座位上，我對我媽說的第一句話便是：
「我是不會要那件鬼衣服的。」
「什麼衣服？」
「紅旗袍呀！」
後來，每逢我媽清理箱子，我便走到一邊去，以防看見那件紅旗袍；我呆在看不見它的地方，一再要求我媽：
「把那件旗袍處理掉吧！爸說得對，這衣服哪有機會穿？不僅沒機會穿，要是給人看到了還會說你封資修。」
「封資修倒不見得。」我媽道，「你看那些首長夫人們不是照穿旗袍不誤，王光美去外國，旗袍換了多少套吶！只不過我命不好，嫁了你爸這麼個人，不要說穿旗袍了，就是穿件好點的襯衫也被人批評資產階級。小照吶，你的命應當會比我好。你會事業有成，嫁個好丈夫，那出出進進總得有件像樣的衣服吧！這旗袍到時就派上用場了。它真的很高級，當初光手工錢就五塊，光洋哦！」
我媽性格很倔強，她屬於那種特別有主意的人，而且一旦打定主意決不輕言放棄。她與我爸的婚姻便是她一意孤行的結果。當時她家裏本來給她定了門親，對方是個富家子弟，同濟大學畢業，正打算去美國深造。而我爸卻出身貧寒，因為參加學運給大學開除。最糟的是身體也不好，是個肺結核病人。我媽選定他的唯一理由，就是她「喜歡的就是他這種人」，聰明、正直、熱情、有理想。那時她自己已經大學畢業，在一間中學教書。婚後有一年多的時光，她的工資是家中主要經濟來源。我爸則在家中一邊養病一邊翻譯些文稿補貼家用。解放後，她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我爸在他當年一位老同學的引薦下，進入中央機關工作。雖說肅反運動中不幸中招，後來總算平安過關。我爸恢復了原職。工資十七級。我們住在一套帶抽水馬桶的屋子裏，那是我們那個宿舍大院最好的幾套房間之一。兩房一廳，帶廚房洗手間。還安有暖氣。我媽揚眉吐氣，她是多麼驕傲！親友們都說她有眼光有魄力，嫁到了個好丈夫。他們從老家接來了奶奶，兩家人的親友路過北京全到我們家裏來作客，當我媽領着客人參觀抽水馬桶和暖氣設備，她那副喜氣洋洋的形象，真是光彩照人。然而一夜之間，這一切都崩潰了。
很長時間我都不明白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覺得那些日子裏，家中老是響着悉悉瑟瑟的低語，好像大家一齊得了咽喉炎，聲音嘶啞，語不成句。尤其是我爸，每說一句話都要乾咳一聲。吃飯的時候，只要我一抬頭，總能碰到我媽和奶奶在打量我爸，交換着疑惑的目光，而我爸則好像與她們鬥法似的，堅決不肯把頭抬一抬，他風捲殘雲般掃光他碗裏的飯菜，便一頭鑽進卧室，再也不出來。夜裏，從那間房裏傳出來悉瑟的低語聲。奶奶一次一次地上廁所，在我身邊長久地翻身，嘆氣，透過迷矇的睡眼，我看見她用枕巾抹眼淚。
終於有一天，來了大爆發。
起因是院裏的小朋友大白上我家來跟我玩，她跟我最要好，幾乎每天都來。我們正用彩紙給洋娃娃做帽子，便聽見砰砰砰的打門聲，接着，就響起了她家保姆胖大娘的吆喝：
「大白！家去！快家去！」
她聲色俱厲。這胖大娘平時跟我們很友好，一團和氣的大圓臉上，永遠漾着笑容。今天這是怎麼了？我們奔到門口，奶奶也堆着笑臉忙把胖大娘往屋裏讓：
「進來呀！進來嘛！孩子們在這玩得蠻好的。」
胖大娘卻好像沒聽見她的話，上前拉上大白就走，口裏還叨叨着：
「叫你別來這！叫你別來這！」
奶奶是個心性最高的人，平時對人禮數周全，可一旦尊嚴受到了侵犯，也很難纏。「胖大娘你說什麼？」她攔住胖大娘的去路，「請你說明白點好嗎？」
我永遠都記得胖大娘那張給鄙夷扭曲得變了形的面孔，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會自慚形穢的感覺。有時候我甚至覺得，我這輩子所作的一切拚搏，都是為了不要再看到別人用那樣的面孔對着我。那個平時老是滿臉堆笑趕着我奶奶叫「老太太」的胖大娘，怎麼會一下子變得那般面目猙獰吶！
「問你兒子去！」她厲聲道，接着，她像繞過一塊石頭般繞開我奶奶，拉着大白一陣風似的走了，幽深的樓道裏飄來她粗嘎的聲音：「右派！害人精……」
那天天黑得特別慢，我到窗口去看了無數遍，破布似的晚霞遍布在對面大樓上空，遲遲不肯散盡。我媽和奶奶像被施了魔法般的對坐在飯桌旁，不說話也不挪動， 不知有多久了。桌上沒像平時那樣擺着熱騰騰的飯菜，我媽也沒有要去做飯的意思，難道我們不吃晚飯了嗎？我疑惑重重，但她們臉上悲哀凝重的神氣，使我不敢向她們發問。
不知道過了多久，門終於呼啦一聲被推開了。我爸的身影出現在門口。我想他一見屋裏的情形，就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吧？只見他呆立在那裏，臉上的笑容像是一支迅速消融的冰棍，眨眼間就慘不忍睹。他的目光在我媽和奶奶之間來回巡視着，突然，他往門旁邊一張椅子上一倒，像座被一股魔力摧垮的大山似的片刻之間成為一堆爛泥。然後他就發出了一句問話：
「娘都知道了嗎？」聲音微弱得像重症病人。
我媽點點頭，而奶奶卻依然沉默。
「知道了，也好。」我爸道。
奶奶還是沉默着。以至於我不由得要朝她看看：莫非她真的變成一座沒生命的石柱了？這時我就看見一顆眼淚正從奶奶眼角的皺紋裏往下滴落。一滴，又一滴……
「娘……」我爸道。
但奶奶打斷了他的話：
「我只想知道一條。老白打成右派是不是你給害的？」
「不是。當然不是！」我爸的聲音一下子激昂起來，他衝着我媽喝問道，「你是怎麼跟娘說的？絕對沒有那樣的事。娘吶，別人不了解我，您還不了解我！」
「那你媳婦怎麼說你承認了，你交代了？才……」
我爸又瞪住了我媽：「你是這樣跟娘說的嗎？你把前因後果都跟娘說了嗎？」
「說了說了！」我媽焦躁地道，「娘非要問，我就把事情經過跟她說了。我說那些人成心要整你你也沒有辦法，人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
「不是這樣不是這樣！」我爸叫了起來，聲音這麼響，以致我媽跳起來，指着門捂着嘴，好像門後面藏着一幫妖怪就要破門而入似的，我爸的聲音立即降低了八度，但並沒休止：
「你這樣說好像我作了什麼虧心事似的，我作出每一步決定，不都是跟你商量過的嗎？要不是有你們──」他伸出手在面前畫了個圈，幅度之大，顯然把我們三個人都包括在內了，「要不是有你們這些拖累我連檢討都不會寫。我瘋了嗎？我瘋了才會主動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可你說要為孩子和老人想想……」
「你為我想？想得好！」奶奶道，「人家都指着鼻子罵到我跟前來了。我這輩子沒受過這種氣，不指望你光宗耀祖……」
「光宗耀祖！娘你也不要說這話了。你一天到晚唸叨這種話，實在讓人煩得很，你們一個要光宗耀祖，一個要夫貴妻榮，出了事都來找我算帳，我受夠了！」
我媽冷笑道：「夫貴妻榮，虧你還好意思說出這句話。自從我你結婚以後，我過了一天好日子沒有？節衣縮食奔波流離就不要說了，好不容易過了幾天安穩日子，你就又搞出事來，讓我成天提心吊膽擔驚受怕，作了虧心事似的人前人後抬不起頭來。我才真的是受夠了！我受夠了！我走我走！」
我媽說着衝進了卧室。只聽見裏面乒乒乓乓一陣亂響，我爸和奶奶都沉默了，面面相覷。半晌，奶奶推了我一下，輕聲道：「還不快進去拉住你媽！」
有人說，五歲以前的記憶都不可靠，因為大腦記憶系統還未發育成熟，留下的印象往往是斷續的。於是後來的一些更強烈的印象便會飄移過去，將空白之處填補。以這種理論來看，那天我進屋時看見我媽正從那口樟木箱裏往外拿紅旗袍的印象，頗為可疑。是不是我將之與後來的類似印象混雜在一起了呢？即使我媽當時在盛怒之中，也不可能收拾一小包衣物離家出走時把紅旗袍塞進去吧？它根本沒實用價值嘛！我想，也許我太討厭紅旗袍了，所以才老是情不自禁，將它與痛苦的記憶拉扯到一起？這便可以解釋，為何記憶中我當時跑進裏屋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從我媽手裏扯過紅旗袍扔在地上。
但是，一九七九年，當我跟我媽談起這一細節時，她卻斷然否認道：「不可能！」
那時她已處於彌留狀態，病危通知書都下了兩次了。可那天夜裏，她突然精神大好，要求吃稀飯，要求扶她坐起來，跟我談起她的後事，要我把那件她最喜歡的銀灰色緞面中式裌襖穿在她身上。就在這時，我跟她說：「媽，可以前你最喜歡紅顏色，還記得那件紅旗袍嗎？五七年我要扔掉它，可你哭着抱住了我，不肯扔。」
「有這事嗎？你編出來的吧？抱頭痛哭？這種情節放到電影裏還差不多。我這輩子沒這麼肉麻過。抱頭痛哭？那是演戲，真出了事只能冷靜面對，設法渡過難關。我跟你爸在一起這幾十年，災禍不斷，老這樣只會抱頭痛哭，還能活到今天？每次出了事情都十萬火急危在旦夕，哪有時間哭？唉，我為你爸他吃了多少苦喲！到後來連一件旗袍都保不住。你不記得了嗎？六六年『破四舊』最厲害時……」
這我倒是記得非常清楚，一點不錯。紅旗袍便是在那一年被我們銷毀的。其實說「銷毀」不盡準確，我們只不過將它改頭換面了而已。
那是在一個風雨之夜發生的事。之前不久，我們巷子裏發生了一件事，一名反革命分子的老婆被紅衛兵打死，起因就是她穿了件絲綢長裙。我媽嚇壞了，家裏的幾件首飾，已被她扔到了遠處的一個公共廁所。但這件旗袍卻不好處理。第一，它不像首飾那麼好帶出去；第二，它也不好銷毀。燒肯定不行，便是剪碎了也不好扔。那時我們住在一條小巷，沒有垃圾箱這種設施，倒垃圾要靠垃圾車。垃圾車每日來兩次，所以全巷子的人都在統一時間裏倒垃圾。這樣，便是旗袍的殘骸也不可能被偷運出去。就在我們黔驢技窮時，我媽靈機一動，笑道：
「樓下小紅後天結婚，我正愁不知送什麼禮物好呢！有了，就送紅旗袍。」
「你瘋啦！」我叫道。
小紅的媽是街道治安主任，爸是派出所所長，怎可能接受這種封資修禮物呢？
我媽卻一面找針線盒一邊道：「快來幫我！咱們把它改成椅墊套，多麼漂亮的一份禮物呀！小紅一定會喜歡。」
多年以後，我回到那條小巷，小紅還一臉懷念地對我說：「你媽人真好。我結婚時她送我的禮物，是所有禮物中我最喜歡的。好漂亮的一對紅緞子椅墊喲。我一直都捨不得用。」
「它們還在嗎？」
「不在了。我把它給了女兒，那個化生子，你猜她拿來作了什麼？」
「板櫈墊。」
「她拿它給她兒子墊搖籃！變成一堆爛布筋了，氣得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