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九四二年，傅萊在白求恩衛生學校，用白求恩留下的打字機備課
奧地利國家基金會於二○一五年出版名為《記憶》的書集，以紀念二戰期間被納粹迫害人士。時任奧地利總統費雪（Heinz Fischer），專為此書撰寫了一篇回憶傅萊的短文。
傅萊是奧地利醫生。一九三九年一月，為逃避蓋世太保追捕，他抵達中國上海，後奔赴晉察冀抗日前線。晚年，他多次對兒子談起：「一九四二年初至一九四四年底，這三年時光，是我人生最艱難、最危險的時期，也是我最有激情、最幸福和最為懷念的時期。」/何 雁
這三年，正是中國抗戰最艱苦歲月。剛到中國時，傅萊年僅十九歲。最初，他就職上海虹口難民傳染病隔離醫院。之後北上天津、北平、邢台等地醫院，從事抗日救援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傅萊與中共地下交通員一起，輾轉從北平到達西山。在蕭克將軍部隊護送下，先到八路軍平西司令部。兩個星期後，又赴晉察冀八路軍司令部，聶榮臻司令員請他吃飯，親切地說：「你離開法西斯鐵蹄下的祖國，來到中國參加八路軍，從而獲得了自由。」按照德語「自由」一詞諧音，為他取中文名字「傅萊」（原名Richard Stein，後更名為Richard Frey）。
白求恩衛生學校
不久，傅萊去白求恩衛生學校教書。這所學校離前線二十五英里，位於河北省唐縣葛公村，有教職人員近千名，學生平均只有初中或小學水準，高級班開課前，已經學習三年課程。
傅萊為高級班授課，每周上課六節。一開始，他的中文不好，只能先用德文寫好講稿，再借助字典譯成中文，並在漢字旁標註讀音。結果，一小時的課，要花八個小時備課。有一次，他講斑疹傷寒的內容時，說該病是「蛋」引起傳染，看到學生們一臉疑惑，就在黑板上寫了一個「蚤」字，大家看後都笑了，才明白是發音錯了，他自己也不由地笑起來。
由於傅萊近視，經常編寫講義直至深夜，聶榮臻批准單獨用一盞兩個油捻的油燈。邊區條件艱苦，教師兩人合用一盞油燈，只許點一根油捻子，唯有傅萊享受這種「特殊照顧」。
日軍嚴密封鎖，物資匱乏，學校連紙與墨水這樣的基本用品都缺乏，書本就更加珍貴了。最新的書是一九四○年版《醫學評論》，大部分書都是一九三五年或一九三六年出版。學校有一些基礎醫學教材，為了防止日寇突襲，平時把書藏起來，只有在特別需要時才拿出來。
學生對醫學新發展了解很少，根本不知道磺胺類藥，對阿的平（Atabrine）等藥也知之甚少。因此，傅萊授課時，總是先介紹醫學近期發展，將教學重點放在有實際價值的課程上，教授有關瘧疾、傷寒、回歸熱與戰傷外科知識。學生畢業後，送到前線或地區醫院，再實習六個月。
傅萊兼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內科醫生。這家醫院看上去更像普通農舍，病人都躺在炕上。醫院分五個病區：內科、外科、傳染病科、產科與眼科；有一間實驗室，一台X光機，三台顯微鏡。加拿大醫生白求恩一九三八年帶來的器械還在使用，實際上，這些是唯一可用器械。試劑等也都很缺乏。門診部每天免費給大約一百個病人治療與發藥，大部分藥品是當地生產。
每年，傅萊去前線巡查二至三個月。在前線，既沒有實驗室，也沒有X光機，甚至沒有聽診器與溫度計，只有最優秀的大夫才能在這種條件下工作。儘管有那麼多困難，醫生通常還是能夠做到正確診斷。前線醫生非常渴望學習，傅萊每次巡查，都要花許多時間開講座與授課。
前線做手術很困難，一個團通常只有三、四把止血鉗，還是陳舊與生銹的。有時，醫生只能用木匠的鋸子與普通的刀來做截肢手術，只有用蒸饅頭的蒸籠消毒，因此無法達到徹底滅菌。沒有X光機，造成骨折病人殘疾比例高。
藥品也十分匱乏。這一地區，每年大部分人都要患瘧疾，而擁有一千九百萬人口的邊區，卻只有三十到五十磅奎寧。傅萊採用中國古老醫術，在瘧疾發作前二至三小時之間進行針灸：將針在第七頸椎骨與第一胸椎骨之間，以及第六與第七胸椎骨之間，刺進兩毫米深。針刺入皮膚後，按摩周圍皮膚並擠出一兩滴血來。傅萊用顯微鏡觀察，發現經過針灸治療後，患者血液中的寄生蟲逐漸消失，起碼百分之七十的病人血液中白細胞有所增加。
通過推廣針灸，防止了大多數瘧疾患者發作，省下了幾百磅奎寧。為此，傅萊受到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讚揚，八路軍總部通報全軍，並為他頒發陝甘寧邊區獎狀。
與柯棣華的友情
傅萊身居異國，苦惱不能「暢所欲言」。當傅萊與柯棣華（Dwarkanath Kotnis）第一次見面，用英語互致問候時，真有點「他鄉遇故知」的感覺。
柯棣華是外科主治醫生，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一九三八年，柯棣華隨同印度援華醫療隊來到中國，接替犧牲的白求恩大夫。傅萊到達晉察冀時，柯棣華已與衛生學校教員郭慶蘭結婚。
傅萊與柯棣華成為鄰居，一開始，談得最多的是學中文。柯棣華已經能用漢語講課，直接用中文備課了。傅萊對此十分欽佩，柯棣華搖搖頭說：「不行！這點進步全是逼出來的。」他說，最怕寫板書，常因多一筆少一筆出笑話。
過了半年，一九四二年夏天，上級要求每個幹部寫一份自傳，填一份履歷表。柯棣華毫不躊躇，用中文洋洋灑灑地寫起來。他還寫了不少整風學習筆記，抄錄了不少上級檔。真不知他下了什麼樣的功夫！傅萊又向他討教，柯棣華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說：「有個中國老婆就好嘍！」
生活上，令傅萊欽佩的地方就更多了。比如，柯棣華能穿草鞋，傅萊一穿這種鞋，腳就打泡，咬牙堅持幾小時，害得路都走不了。柯棣華敢吃紅辣椒，根據地油少、鹽少、菜少，開胃的也只有此物。傅萊也學着吃，真不如柯棣華來得輕鬆。晚上，老鄉怕凍着八路軍的外國兵，總要多燒幾把柴，有時烤黃了炕席，這如何睡得下？一是熱，二是硬。每人又只有一條褥子，傅萊一夜睡過，就有些吃不消。柯棣華卻不同，炕再熱、再硬，也鼾聲大作。
部隊靠黑豆、野菜過生活，聶榮臻經常批一部分細糧給兩位洋大夫。這些特殊待遇，使他們為之感激，也為之不安。柯棣華曾要求取消特殊待遇，沒被批准。有時洋大夫改善生活，每人能分得一碗肉菜，柯棣華會端着去護士班，與戰士們分而食之。
傅萊說，柯棣華端正斯文的面龐上，似乎缺少生動表情，像人前害羞的靦腆人。其實，他很幽默，常常妙語連珠，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經常行軍轉移，一天走百十里地是常事。就這樣，有機會也要開個聯歡會。學校教務處最拿手的是京劇，能湊齊一個不錯的班子。柯棣華也喜歡唱兩句，有一次竟高聲唱起來，濃重的南亞口音，再加上跑調，誰也聽不清他唱的是什麼。
其實，柯棣華有一副好嗓子，擅長英語獨唱。傅萊印象深刻的是，柯棣華演唱美國黑奴歌曲《老黑喬》，聲調低沉、傷感。一曲歌罷，聽眾個個陷入沉思。
有一次，冀中送來一批糧食，要到六十里外的馬莊背糧。柯棣華病了，江一真校長不讓他去，也不發給他口袋。柯棣華還是去了，他脫下軍裝褲子，把褲腳一繫，背上米就走。幾十里路走下來，大家腳步漸漸慢下來。
這時，柯棣華提議要與傅萊競走。傅萊一米九二的體格，自然不怕這個不到一米七的小個子。隊伍前列，柯棣華拚力競走，不時地做一兩個印度婦女頭頂雜物，雙臂平衡的姿勢逗樂。後邊的人為了看熱鬧，你追我趕，不知不覺又走了十幾里路。等到達駐地，只見柯棣華面色蒼白，汗水淋淋。傅萊不由懊悔起來：本不該回應他的挑戰啊！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晚九點左右，傅萊得知柯棣華癲癇病發作，立即趕去急救。開始，柯棣華發作間隙在一小時左右，隨後十幾分鐘抽搐一次，午夜過後，抽搐便不能緩解，一切能想到的辦法，一切能用的藥物全用上了，可終究不能挽救。次日早上六時，傅萊聽診器裏沒有了柯棣華的心跳聲。
傅萊傷心極了：他才三十二歲呀！就這樣告別了我們。柯棣華逝世前不久，傅萊問他：是否想念祖國親人？柯棣華略一沉吟，說：想，想得厲害！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印度面臨被佔領威脅時，我有回國打游擊的想法。但我也認為，凡是侵略者染指的地方，無論東西南北，都是一個戰場。
參加反掃蕩戰鬥
傅萊參加過幾次前線戰鬥。攻打敵人堡壘時，通常在離戰場二至三英里的地方，找到一個遮蔽處，當地農民把傷患抬下來進行救治。由於缺乏子彈，部隊選擇近距離作戰，大部分傷患都是被手榴彈炸傷，或與敵人進行肉搏戰時受的刺刀傷。
對傷患救治，通常在一至六個小時之內進行。由於缺少器械設備，要救治腹部受傷的重傷員幾乎不可能。沒有磺胺類藥，創傷引起嚴重感染，恢復時間也拖得很長。傅萊帶了一台顯微鏡，在極少情況下，還能給傷患輸點血。沒有血漿，只能給傷患注射鹽水治療休克。
前線醫護人員不但救死護傷，還要參加戰鬥。發生過幾起這樣的情況：當醫生留在傷患身邊進行搶救時，最後卻為了不被俘虜而結束自己的生命。由於日寇對戰俘慘無人道，大部分人寧可自殺。
有一次，日軍使用了某種腐蝕性氣體，幸好傅萊及時趕到，使士兵避免了皮膚潰瘍與肺部損傷，恢復也較快。敵人使用毒氣，部隊所能提供的，只有裝有活性炭與石灰的薄口罩，這不是十分有效。
一九四三年秋，日軍集中四萬兵力，向根據地腹地─北嶽區發起大掃蕩。這年十月，學校與醫院搬到河北阜平縣大台村，學生分散在老鄉家；傷病員分成小組，每個小組由一個醫生與幾個護士負責，躲藏在山洞裏。大部分山洞在陡峭山壁，因此敵人不敢貿然發起攻擊。有時，敵人用煙熏的方法，但都沒有成功。
這是晉察冀持續時間最長、最為殘酷的一次掃蕩。老百姓遭遇最慘，房子被燒毀，牲口與糧食被搶走或毀掉，許多婦女被強姦。傅萊詢問幾個逃出來的農民，了解到更多日軍暴行：把嬰兒扔進滾燙開水裏，活體解剖懷孕婦女，還吃人的心與肝，並有確鑿的證據。
軍區四十二團負責保衛神仙山，與日軍戰鬥非常激烈。十月的一天，天空飄着雪花，傅萊在兩名戰士陪同下，走進位於大山深處的嶺根村，戰地醫院就駐紮在這裏。在村民家中，傅萊拉着傷患李來福的手，風趣地說：「我叫傅萊，你叫來福，我們都有福。抗戰勝利後，中國人民一定會迎來一個幸福社會。」
傅萊與其他醫務人員組成非戰鬥分隊統一行動，犧牲了一兩個人。傅萊所在分隊儘管是日軍重要目標，但一直都能成功避開敵人。有一次，在神仙山，一萬多名日偽軍包圍上來。分隊等到晚上，設法從距離敵人不到五十米的側翼悄悄地突圍出去。
學校與醫院所有人員，分散在半徑五十英里範圍內。掃蕩期間，傅萊也設法與一些學生保持聯繫，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偶爾也講講課。以前幾次掃蕩中，學校都是統一集中行動，因此沒有中斷過教學。但這次掃蕩，的確是太艱難了！
反掃蕩快結束時，日軍飛機在北抓台上空投下一枚炸彈，一個戰士被埋進瓦礫堆。聽到呼救聲，傅萊與另一名戰友奮不顧身跳下去。敵機還在瘋狂掃射，他們用手拚命往外刨土，手上皮肉爛了，手指也流着血。十多分鐘後，終於把人救了上來。
一九四四年秋，傅萊告別晉察冀邊區，走了七百英里，一個月後來到延安，在中國醫科大學授課。翌年，他利用美國援華會提供青黴素菌種及部分資料，經歷五十多次失敗，成功研製出粗製青黴素，並親自送往部隊。
艱苦的抗戰歲月，傅萊感動於中國農民的純樸無私：老鄉寧可自己吃糠，也要把僅有的糧食捐獻給前方戰士；為部隊種菜，自己卻吃榆樹葉；為掩護部隊與疏散傷患，犧牲了自己的兒女。人與人之間的真誠與友愛，使傅萊留了下來。
在中國度過六十五年後，二○○四年十一月，傅萊在北京逝世。五年前，他已立下遺囑：百年之後，我希望將遺體先給醫療科研使用，火化以後將骨灰撒在河北唐縣葛公村的田野之中，那是我曾經同很多朋友戰鬥與工作的地方。我希望可以常伴那片可愛的土地以及那裏的人民。
（感謝傅萊夫人江國珍給予本文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