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這麼多年我之所以沒向朱老師表示過感謝，只是因為，我覺得世俗的所有感謝形式都會玷污朱老師為我所做過的那一切。
第一次見到朱老師是在位於湖南展覽館對面的《芙蓉》雜誌編輯部。緣起於我寫了篇小說投去那間他主持的文學期刊。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文學在中國揚眉吐氣的年代。物極必反，剛從一場文化浩劫中掙脫出來的全國人民，陷入到一場空前的文化狂歡。我當時所在的那個小鐘表廠裏，大字不識幾個的工人也談論起報刊上新發表的傷痕小說，我那位吃份兩毛錢肉菜也要算計半天的師傅，竟也花上五毛錢買票去看解禁的話劇《於無聲處》。車間裏有位鬢角灰白五音不全的大叔，一天到晚哼唱着《劉三姐》，年輕時便是劉三姐迷的他，《劉三姐》解禁之後，連看了十一場。
文化程度再高一點的，年紀更輕一點的，便會跑去郵局爭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的各種文學期刊。一時間好像大家都變成了文學青年，每有一篇情節比較奇特的傷痕小說出來，立時就會變成青年工人們的熱門話題，平時從不讀書看報的小青年，也能把那盧新華、劉心武、陳國凱、孔捷生等傷痕小說家的名字如數家珍。
一直在偷偷練筆的我就更不用說了，不止把到手的文學期刊從頭看到尾，還記下版權頁上的編輯部地址，將我那些寫在各種紙片上的小說裝入信封，貼上郵票，收信人處寫上「編輯先生收」，一一投寄出去。不用說，這些投稿基本上都泥牛入海無消息，偶爾收到一個薄薄的信封，裏面裝着的一張六十四開印刷退稿信，都會讓我反覆看上好幾遍，試圖從那千篇一律的官樣文字中讀出一絲溫暖和希望。
投去《芙蓉》的那篇小說我還記得，寫的是我一位學姐，她曾是我們那所中學的女神級人物，卻慘死於「文革」的階級迫害中。小說是模仿着時髦的傷痕文學章法炮製的。雖說自以為在煽情方面可與那類小說一爭高下，但經歷過多次失敗投稿經驗的我，投出去之後也就把它置諸腦後了。
不料有一天我在我的工作台上看到那封印有「湖南人民出版社」字樣的信封了。
拿在手裏一掂，我便精準地判斷出，這分量不似裏面只裝有一張薄薄的印刷退稿信。打開一看，果然是一張比印刷退稿信大一倍、紙質也厚些的出版社信箋。上面雖然也只有寥寥數行字，卻是手寫的。而文字下面的落款也不是虛無飄渺的「編輯部」，而是實實在在的一個名字：朱樹誠。
我曾將這封信保存了多年，最後還是在頻繁的搬遷中丟失了。不過信的內容我早已深記於心，包括朱老師那一筆渾圓流麗的書法：
「大作拜讀，似不合本刊刊用。但感覺你寫作基礎不錯。是否還有其他作品呢？如有，不妨攜作品親臨編輯部面談。」
多年以後，我讀美國作家愛米麗．哈恩（項美麗原名）的傳記，讀到她第一次投稿《紐約客》、驚喜地收到主編哈羅爾德．羅斯邀其去編輯部面談的那一節，腦海裏便立刻湧現當年朱老師在編輯部與我見面的情景，當時的種種，歷歷在目。我想，後來我決定寫作那本傳記紀實作品《項美麗在上海》，就跟這一聯想不無關係吧。
多麼奇異的巧合！羅斯在那封信裏也邀項美麗攜她的其他作品來編輯部面談，項美麗也是以朝聖者的心態誠惶誠恐去到《紐約客》─那間當時美國家喻戶曉的文學期刊的。她「膽怯地坐在椅子邊邊上……感到膝蓋在發抖。」可是她立即就安下神來，因為那位一手創辦了這一期刊的主編羅斯「平易近人，待她相當親切」。他告訴她：「年輕人年輕人，你有了不起的才能，你可以寫得比其他任何作家好……加油！」而且，讓這位外省女孩作夢也沒想到的是，羅斯當即邀她作《紐約客》特約作家，從此開始她與《紐約客》長達六十七年的不解之緣。而她的命運，也便從此改變。
這一切彷彿是我當年在《芙蓉》編輯部見朱老師情形的翻版。那一年，《芙蓉》剛剛創刊不久。才只出了兩期，便已躋身於當時全國最有影響的大型期刊之列，與《花城》、《鍾山》、《清明》並列於全國大型期刊四小龍。第一期的中篇頭條《甜甜的刺莓》和第二期的中篇頭條《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均獲全國中篇小說獎。可是當我走進那間有「芙蓉編輯室」掛標的房間，卻驚異地看到：所謂《芙蓉》編輯部，其實只是空蕩蕩的一間辦公室。裏面擺有兩條以三張辦公桌拼起來的工作枱，枱面上堆滿了一疊疊稿件，每疊都足有半米高。而埋頭於這些稿件中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朱老師。
朱老師當時的頭銜是《芙蓉》編輯室副主任，編輯室主任告缺，而成員則除了他只有一位，是位年齡資歷級別都比他高、經常處於病休狀態的老編輯。所以朱老師差不多是光桿司令，不得不一手包辦從欄目策劃、組稿、看稿、編稿乃至編務的全部工作。我被借調到編輯部成為編輯部第三名成員，自己也整天沉陷於堆積如山的來稿中之後，才明白朱老師在那樣一種情況下，竟然從來稿中發現我那篇並不成熟的作品，難度有多麼大。居然還給我親筆寫回信，並約我來談，那需要怎樣的一種敬業樂業精神！
猶記得那天，當我走進那間空曠的辦公室，看見朱老師那顆已呈謝頂之勢的大頭從堆積如山的稿件之中冒出來轉向我時，因緊張而心驚膽戰的我，恍惚中好像看到了一位彌勒佛似的人物，正從他那寶座上俯瞰着我，而且竟然開口向我說話，而且怕驚嚇了我似地輕言細語，而且，操的是一口帶鄉音的普通話：「你是王璞？請坐，坐。」
我感到那顆砰砰亂跳的心在胸口安定下來。彷彿一名經歷了漫長跋涉、行到山窮水盡處的旅人，終於看到一張親切的面孔在前方出現。我憑本能知道，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成為了現實，這個人，他將帶領我走出這片迷津，他將是我的嚮導、老師、朋友。
朱老師後來不止一次告訴別人，我當時的神色有多麼驚惶，目光有多麼慌亂，其實對一名社交恐懼症患者來說，那已是我最好的表現了。我自己記得的卻是，我相當沉穩地落座在他辦公桌邊的那張木椅上，相當心安理得地接過他遞過來的一杯茶，然後，以一種抵達者的神情，氣定神閒地看着他翻閱我帶來的手稿。
而且，幾天之後，當我一如平常坐在八角亭我那小小的鐘表修理店、埋頭修理一台電子鐘時，一抬頭，竟然看見朱老師站在門口對我點頭微笑時，也並不十分驚異，聽到他對我說：「借調你去我們編輯部工作一段時間好嗎？」也並沒有興奮得昏過去，而只是大力點着頭，說了一聲：「好。」
後來，朱老師使出渾身解數，過五關斬六將地把我從那個集體所有制小廠正式調到出版社、讓初中學歷的我破格作了編輯時，我也理所當然地接受，從來沒對他有過任何感謝的表示，沒請他吃過一頓飯，沒給他送過一份禮。在任何公開的和私人的宴席上，沒給他敬過一杯酒，甚至都沒有當面對他說出一聲「謝謝」，以時下流行的關係學角度來看，簡直是一種不知好歹匪夷所思的行為。
二十多年之後，有一天我在他家遇見唐浩明─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的作者。那天我們都是朱老師家的座上客，吃着朱老師夫人楊老師做的一桌子美味家鄉菜，喝着老白乾，唐先生對我講着他是如何在朱老師引導下，將一篇五萬來字的小說稿變成一部一百二十多萬字巨著的經過。「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寫小說。」唐先生對我道，「當時我甚至不知道那算不算小說，只是想把我多年研究曾國藩的資料利用一下子而已。沒想到朱老師看了稿馬上把我找去，肯定地告訴我：這不僅是小說，還具有成為一部長篇小說的基礎。沒有想到就真的寫出來了這麼一大部長篇……」
朱老師在旁邊笑咪咪地聽着，看着他臉上那天真的得意神色，我心中一動，驀然想起當年一個似曾相識的場景：我去上海領了《萌芽》小說獎回來，把獎狀拿給他看時他臉上的那副笑容。彷彿那是他自己的獎狀一樣，他認真地看了又看。想到這，我竟奇異地感到我心中一直梗在那裏的歉疚感在化解了。我自寬自解地想着，原來這麼多年我之所以沒向朱老師表示過感謝，只是因為，我覺得世俗的所有感謝形式都會玷污朱老師為我所做過的那一切。在《芙蓉》編輯部工作五年，身為他的部屬，每天目睹他荒廢自己的寫作，付出全部精力為那些有名無名的作者們嘔心瀝血，我最初的熱烈感謝反而漸漸淡了：原來這一切在他身上出自天然，作為編輯是天經地義，而對於編輯來說，最大的感謝就是發現好稿，發現好作者。
這一理念在我心裏植根，如此的根深蒂固，我後來雖然沒像朱老師那樣為雜誌為作者犧牲自己的創作，但也竭力認真處理每一份來稿，便是跟從了他的榜樣。直到世風日下、許多雜誌淪為商場的現在，我依然固守着這一原則。無論作為編輯對待作者，還是作為老師對待學生，都盡忠職守。我想，就是因為前面一直有着朱老師這根標桿。
在《芙蓉》工作的那五年，我麻煩事不斷：結婚、生子、分房、生病住院。那個時候，我突然從社會底層躍入我一直嚮往的知識文化階層，對其中的種種齷齪和兇險還沒有充分認識，因而對自己遭逢的一連串打擊反應過度。有時不免在朱老師面前有所流露。朱老師一般都沉吟不發一語，最多淡淡說一句：「算了，把精力放在多發好稿多寫好作品上吧。」我心裏竟有些不滿，以為是官腔或和稀泥。漸漸地，便跟他有些疏遠了。
再後來，家中後院起火，在社裏又無端被一名「攪屎棍」式人物盯上，便下決心以考研究生的方式離開。而朱老師此時雖然「人也多了槍也多了」，麻煩卻也多了。處於「人怕出名豬怕壯」的尷尬狀態，需要支持。我卻還是以一種「自尋生路去也」的心態提出報考。原以為朱老師會生氣，阻止：花了這麼大力氣調來的人第一個棄他而去。但朱老師仍是沉吟着聽完我的述說，點點頭說：「也好。」
那時我還一心沉陷在自己的泥淖中，無暇想到別人，尤其是朱老師的泥淖，我想，朱老師他那麼博學多才足智多謀，自有辦法去應付那些麻煩的吧？拿到研究生錄取通知書的那天，我興高采烈跑去拿給他看。仍然是那間大辦公室，仍然是堆積如山的稿件。雖然每張桌子都有了主人，每張桌子旁邊都放着各人剛分到的西瓜蘋果木炭什麼的，但仍然是他一個人坐在那裏，臉上雖仍然是那副沉吟的微笑，我卻驀地感覺，那沉吟中有了幾分寂寞和無奈。
那時我已經知道，早在七十年代後期，朱老師作為「打倒四人幫」之後脫穎而出的最早一批文學新人，已在湖南文學界嶄露頭角，一篇報告文學得獎，一部電影劇本被剛成立的瀟湘電影製片廠看上，把他▉從新／重新▉化縣文化館調來改編。從此也許就作專職電影編劇了。誰知陰差陽錯，一日路過出版社，遇上一位老友，說是不如調來這裏，可以解決電影製片廠解決不了的妻子調動問題，他便到了出版社當編輯。正趕上《芙蓉》創刊，局領導委他以大任，他便一頭扎了進去，投入自己全部精力和心血，再也無暇顧及自己的創作。眼見得一個個當時的文友和後來的新秀從自己主編的雜誌起步、騰飛，成大名，變大家，他會否悔不當初呢？現在又眼見這自己一手拔擢的助手拍翅而飛，他心中作何感想呢？
可是朱老師看着那份通知，臉上綻發出由衷的喜悅：「太好了！」他道，「祝賀你！」
他的聲音仍然跟當年一樣溫和誠懇，我卻不能跟當年一樣興奮地直視他的目光了。這些天來，我第一次發覺他的難處我的自私：這是不是一種忘恩負義？或竟是一種叛逃？
「我……」我嚅嚅地道，「其實我也不想……」
我想陳述一下自己非走不可的理由，藉機也發泄一下這幾年憋在心裏的怨氣，然而朱老師卻打斷我道：「我知道我知道─現在好了，你趕上了最後一班車，有了這個深造的機會，太好了，太難得了。你可以好好讀點書，好好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了。」
記憶中都是這樣一些鼓勵的話，我終於沒機會跟他吐出對那些人那些事的怨恨。也竟無從說出一直想向他表示的感激之情。那個時候我便體認到，在這樣的一份深恩重義面前，任何語言都是蒼白無力的，表述不了，承載不住。我想，我只能用一生一世的為人行事來回報：好好作人，努力寫作。做個像他那樣的人，寫出他期望我寫出來的好作品。
後來，我得知他竟調出了《芙蓉》。那大約是九十年代末期吧，《芙蓉》已經奠定了在全國大型期刊中的老字號地位，可是一手打造了這間雜誌、發出無數好稿、培養了許多好作家好編輯的他，卻激流勇退，自動要求調離《芙蓉》迴文藝室作編輯。我得知消息後，私心以為他是遭到了排擠，那時我已遠去他鄉，日日為稻粱謀，想着要寫封信問問原因，表示一下同情和聲援，然而也竟從未落實。因為忙，但主要是因為不知如何動筆。以我對朱老師的了解，這話怎麼說都像是對他的輕侮。我終於沒有寫出這封信。
又過了幾年，便看到媒體上對《曾國藩》這本書的熱議了，又突然接到一位老朋友的長途電話，說是請我為她弄一套這書。
「為什麼找我？」我驚問。
「聽說這書的責任編輯就是你的恩師朱老師呀！」她道。
「朱老師就是朱老師，不管到哪裏都會發光。」這是我在聽到這話時第一時間想到的話。
‧王璞，生於香港，長於內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文學博士。一九八九年定居香港。先後做過報社編輯和大學教師。二○○五年辭去大學教職回內地讀書寫作。主要作品有：《女人的故事》、《嘉年華會》、《送父親回故鄉》、《項美麗在上海》、《我爸爸是好人》、《貓部落》、《紅房子灰房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