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若要選出2016年度曝光率高的詞彙，看來非「支那」莫屬。有不少文章都探討過該詞的歷史背景，筆者就不從梵文音譯起細說歷史，畢竟遙遠的歷史賦予該詞更多是一種稱呼，方便兩國進行貿易及文化交流。道是可從晚清說起，國人是如何看待該詞，探討該詞如何從中性詞轉變成貶性詞。

　　清末戊戌時期，梁啟超等人以「支那」一詞來稱呼國人。如1896年，梁啟超已在《時務報》中用「支那」一詞，他還曾以「支那少年」作筆名，其他維新人士亦常用該詞來自稱中國，包括唐才常及夏曾佑。到20世紀初，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報刊書籍更廣泛使用該詞，如1905年，黃興、宋教仁等人創辦的《二十世紀之支那》，幾乎各種書刊的大小標題均使用該詞，包括《支那文明史》、《支那全書》、《支那四千年開化史》等。

　　維新派拒用作稱呼國家

　　該詞並非所有有識之士的共識。維新派中亦有對該詞持保留態度的，此人叫黃遵憲（晚清詩人、政治家）。

　　他在《日本國志》中使用「華夏」來稱中國，並寫道「印度人稱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稱曰支那。英吉利人稱曰差那，法蘭西人稱曰差能。此又他國重譯之音，並非我國本有之名也……我之禹域九州，實以華夏之稱為最古。印度、日本、英、法所稱，雖為華為夏不可知，要其音近此二字。故今以『華夏』名篇，而仍以秦、漢、魏、晉一代之國號分記其事雲」。

　　還有葉德輝譏嘲道：「更可笑者，筆舌掉罄，自稱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點。……論其語，則翻譯而成詞，按其文，則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質，不中不西。東施效顰，得毋為鄰女竊笑耶！」在他與王先謙等人共同制定的《湘省學約》中，也對《湘報》好用「支那」、「震旦」等詞力加抨擊。上述之師均未能對此風氣有所作用。

　　但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時，他寫道：「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遺譏旁觀。」與此同時，康有為堅持「中華」的國名，革命黨亦主張「中華共和國」的國名。

　　「混合侮辱絕望悲憤隱痛」

　　直至民國，該詞的爭議性逐漸消失。尤其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留日學生激烈反對日人稱中國為「支那」，如王拱璧的《東游揮汗錄》，就譴責日人自戰勝前清以後，即稱我華為「支那」。郁達夫亦在小說《雪夜》中寫道，「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名詞，在東鄰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齡少女的口裏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裏心裏，會起怎麼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同胞，絕對想像不出來的」。

　　日本在二戰戰敗後，盟國最高司令部政治顧問團確認「支那」稱謂含有蔑意，故於1946年責令日本外務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其後「支那」這一稱謂開始從日本政府的公文裏、學校教科書中、媒體中消失。但日本右翼分子仍然堅持使用「支那」稱呼我國，不斷挑釁我國人民。

撰文：楊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