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出席立法會午宴後主動會見傳媒，在回應記者提問時明確指出，「一黨專政」的說法是一個偽命題。他表明憲法裏沒有一條講到「一黨專政」，國家是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及政治協商制度。王志民認為，這一制度行之有效，他理直氣壯地質疑：「為什麼香港有些人要設置（結束『一黨專政』）這樣一個偽命題，試圖改變內地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就人為地造成了傷感情的事。真的是沒有必要。既要參加一套建制，又要推翻一套建制，這不符合做人的基本倫理和參政的政治倫理。」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一文中，認為信念倫理是一股一往無前的勇氣所驅使的道德感，但政治家不能單憑信念，而只能腳踏實地地衡量一切行動所帶來的各種後果，於是他所能秉持的，只能是「責任倫理」，遵照「責任倫理」採取行動。每個作出選擇的人暗地裏都明白，一旦作出選擇就無人替他承擔責任，也即是說，既要有「熱情」，也要有「責任感」和「判斷力」。「責任倫理」之說，可說是韋伯思想的精華。

　　豈能「食碗面反碗底」

　　結合「責任倫理」，王志民的質疑如黃鐘大呂，擲地有聲。的確，任何從政者只要有「責任感」和「判斷力」，就必須有「責任感」和「判斷力」地面對這一事實：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沒有「一國兩制」；如果有人反對共產黨領導，就是反對「一國兩制」。香港反對派中有人既要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一國兩制」的建制，又要推翻這套建制，這不符合做人的基本倫理和參政的政治倫理。這是粵語中所說「食碗面反碗底」，掉轉槍頭對付恩人，忘恩負義，以怨報德。　

　　香港一直有少數政治勢力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其中，「支聯會」以「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為綱領，一貫進行旨在否定憲法、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顛覆中央政府的活動。《憲法》共有143條，當中沒有一條講到「一黨專政」，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支聯會」所謂「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是徹頭徹尾的偽命題。

　　除了「支聯會」一貫進行反對共產黨領導的活動外，近年來出現的「港獨」「本土自決」組織和政客，也是外國勢力反華反共的棋子。其中，「城邦派祖師爺」陳雲揚言，香港人要「排斥大陸共黨的利益及文化侵略，驅逐虛偽的政治代理人」。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更叫囂：「要一場推翻中共專政的鬥爭，而香港群眾鬥爭可鼓動大陸群眾鬥爭，共同反對中共。」

　　民眾亟盼政治回歸理性

　　過去兩三年間，激進「港獨」勢力在反對派陣營的姑息下，一度主導反對派的議程。但在2017年以來，這些顯赫一時的政治力量，越來越邊緣化。顯示最新的民意，希望香港政治告別暴力與街頭鬥爭，逐漸回歸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港獨」「自決」於香港各界致力遏制及愈來愈沒有市場的時候，非法「佔中」發起人、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卻露骨地煽動「分裂」。戴耀廷早前在台北的「五獨」論壇發言時「『獨』相畢露」，聲言中國各民族的「反共、反專制」運動「一定會成功，而且不用太久」，未來香港民主運動應定位為「反專制」，一旦反專制成功、大陸建立民主社會後，不同族群可考慮成為「獨立國家」又或組成聯邦雲雲。

　　王志民批評有「港獨」激進分子肆無忌憚以各種方式挑戰國家主權安全，堂而皇之進入校園「獨害」下一代，又在台灣和國外勾連反華勢力，行為分裂祖國和顛覆國家政權，衝擊國家「三條底線」，亦遠超學術、言論自由界限，危害民族復興及香港繁榮穩定。

　　戴耀廷能夠進入大學校園，得以享受高薪厚祿，完全是得益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一國兩制」的建制，但他卻「食碗面反碗底」，利用大學教職身份鼓吹「支爆論」、「中共崩潰論」，企圖顛覆國家制度，明顯挑戰憲法，衝擊「一國兩制」憲制基礎，是違憲違法的言論，必須受到依法懲處。

　　全國政協委員、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