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宋偉）作為清太祖努爾哈赤的早期寢宮，瀋陽城的「汗王宮」在史料上罕有提及，世人甚至一度不知其存在。直至一九八○年代，研究人員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現了一張標號為「輿字225號」的滿文《盛京城闕圖》，這張地圖明確標註了「太祖居住之宮」(即汗王宮)的位置。

　　二○一二年，瀋陽考古人員意外發現了一處清早期建築遺址，並在其中挖掘出土滿文「天命通寶」銅錢、滴水、筒瓦等一批珍貴文物。經專家組從遺址位置、建築形式、風格、出土遺物規格和年代等方面論證後，最終確認為瀋陽城「汗王宮」遺址。

　　參與汗王宮遺址發掘的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基建辦副主任李樹義介紹，汗王宮遺址是一處二進院落，東西圍牆由於破壞殆盡。遺址僅保留了大門、院落和高台基礎，高台基之上的建築已經不復存在。儘管損毀嚴重，但仍出土了包括板瓦、筒瓦、滴水、押帶條、脊磚、脊獸等大量的琉璃建築構件。這些構件多施綠釉，且所施紋樣以蓮花紋居多。李樹義說，遺址內出土琉璃瓦、模印花紋磚等高等級的建築構件，表明了建築本身的規格高和使用者的身份尊貴，突出了皇權尊貴的象徵。至於未發現黃琉璃瓦，未出現龍、鳳等紋樣，大概與努爾哈赤僅是稱「汗」而並未稱「帝」的身份有關。除了建築構件，填土中還出土了數枚罕見的「天命通寶」銅錢。

　　李樹義續稱，天命通寶是努爾哈赤在天命元年(一六一六年)所鑄造，存世較少。天命通寶不僅是滿文錢，而且讀法不同於一般錢文制式，是按左右上下順序讀，頗為奇特。錢上的滿語讀音是「阿蔔喀、夫冷阿、汗、幾哈」，漢文譯作「天命汗錢」。

　　寢宮選址擇高而居

　　事實上，努爾哈赤的汗王宮並非只有一座。從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起兵開始，努爾哈赤先後在費阿拉城、赫圖阿拉城、界藩城、薩爾滸城、東京城、瀋陽城都建有汗王宮。「雖然現在從史料文獻上已無從窺探其當時的設計思想，但通過目前了解到的汗王宮具體形態，可以推測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設計思想。」

　　在上述各個城池中，儘管汗王宮的方位不盡相同，但皆位於核心位置，基本上也是城內的最高處。李樹義表示，這一方面保證了汗王宮的安全性和私密性，另一方面也堅守了滿洲的「擇高而居」傳統。以瀋陽城的汗王宮為例，後金遷都瀋陽後，依然面臨比較嚴峻的形勢，而鎮邊門歷經萬曆二十四年與萬曆四十六年兩次重修後，儼然成為一種獨特的防禦工事，易守難攻。因此，努爾哈赤將「汗王宮」建在此處，實為進退自如，確保無虞。

　　從建築規模來看，汗王宮變化不大。努爾哈赤自己的居室多為三間單體建築，而其福晉居室多為一處或兩處。在瀋陽城的汗王宮建設時，努爾哈赤沒有重新規劃，而是在明代瀋陽中衛城的北門內建立宮室，在其東南興建大政殿，兩者不再相鄰，相距約六百米。

　　建築格局宮殿分離

　　在進駐東京城之前，汗王宮與處理政務的大衙門相鄰，但到了東京城、瀋陽城時期，兩者相近卻分開，這反映了努爾哈赤時期宮殿制度的變化，形成了宮殿分離的格局。

　　正所謂「國事曰殿，家事曰宮」，「宮」用來居住，而「殿」用於處理國事。「努爾哈赤在遷都瀋陽之際，除在城內北門以南修建了汗宮，還在城內中央區域建築了自己辦理國事的『大衙門』，即大政殿、十王亭等瀋陽故宮東路建築。」李樹義表示，它的選址自有其道理。首先，按照女真各古城的營造習慣，並不強調把皇帝生活居住用的宮與其辦公朝政用的殿建於一處，更不必須把它們圍合在一個院落之中而從城內孤立出來。其次，努爾哈赤本人很注重方便與安全等實用條件，他喜歡令自己居住的地方和某一城門較近。

　　努爾哈赤營建各汗王宮的歷史進程，側面反映的是滿洲從部落發展到國家的歷史進程，也是後金政權社會複雜化的歷史進程。李樹義說，在戰爭與遷徙過程中，女真社會發生了兩個轉變：一是由族寨到城居，它意味着女真社會結束了漁獵的遊動生活開始固着於土地上，實現了向農業社會的過渡。另一變化就是由族群牛錄組合成了八旗，從而完成了向部落制國家的轉身。

　　宮廷風格受金元影響

　　在建築材料選擇上，薩爾滸城及其之前的汗王宮，選擇樸素的青瓦。演變到東京城、瀋陽城汗王宮，則採用黃綠琉璃的建築構件。「東京城前的汗王宮堅守的是自身的文化形態，而東京城後琉璃建築構件則是選擇了與其身份相稱的高等級建築材料，這也是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選擇。」但是，汗王宮對琉璃的使用，並沒有採用和明廷「一堂黃」一致的風格，而是採用「黃琉璃、綠剪邊」。這一特點，有學者認為是受到金、元政權宮廷建築的影響。

　　在努爾哈赤使用的日用瓷器方面，起初使用明青花瓷，到天命六年海城析木城侯家進獻了綠釉瓷器。努爾哈赤不只是僅僅利用明瓷的生活用品，也開始擁有了自己的定製日用品，這也從側面反映後金社會的發展水平，已進入個性化定製或特權定製階段。

　　從萬曆十一年起兵，到萬曆十四年建立後金，建元天命，再到天命六年進駐遼陽東京城，天命十年遷都瀋陽城，在這個艱辛而偉大的歷史進程中，努爾哈赤在費阿拉城、赫圖阿拉城、界藩城、薩爾滸城、東京城、瀋陽城各城址中興建的汗王宮只是其中一個很小的載體。

　　在李樹義看來，汗王宮的演變歷程從一個側面反映滿洲從部落到國家，從寨居到城址，從漁獵到農耕，吸收漢人的儒家文化、蒙古的遊牧文化，從而形成的多元混合型文化，這是滿洲或後金政權社會複雜化進程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