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舉是香港重要的政治活動，事關未來重要的經濟、社會和民生等項事業。在港英時期，政府班子只是充當行政的角色，一切高層決策均掌握在英國人手裏。在「港人治港」的當下，以特首為代表的政府班子要逐漸告別傳統的執行角色，除了能腳踏實地執行政策，亦要懂得高瞻遠矚制定政策。新一屆特首即將產生。暫時撇開政治利益制衡的因素不談，特首的施政綱領起碼具備兩重意義：第一，體現新任特首及其團隊除思想覺悟和性格品質外，其施政方針和能力之所以優勝的地方。第二，除一千二百名選委外，綱領旨在讓更大範圍的香港普通市民了解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對特區政府和香港發展有哪些值得期望的地方。
轉變傳統「小政府」定位
目前的香港需要願景。回歸之後，董建華先生亦有「八萬五計劃」，認真總結個中經驗，若果不是計劃遇上金融危機和SARS的兩重夾擊，香港的土地房屋分配情況會比現在要好。我們並非要懷念所謂「美好的過去」，而是要重新描繪美好的願景，給更多的港人看到新的希望和追求。而新一屆特首和政府班子應擔此重任。
香港新願景──「紫荊園計劃」。施政綱領除了是競選綱領，亦是未來五年新上任特首施政的參考藍本。因此，競選綱領應投入更大的團隊和精力，力求對未來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期的施政做好規劃。
首先是綱領的總體願景和主旨。筆者認為，可以重新設計一個「紫荊園計劃」作為香港的總體願景。這個計劃的推出，在「港人治港」和社會民生問題累積的新形勢下，可謂正適逢其時。「紫荊園計劃」應起碼包括但不僅限：香港如何做大做強本土經濟？如何拓展與內地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合作版圖？如何集中精力處理香港主要的民生問題和社會思潮？
施政綱領核心領域的選擇。政府作為傳統的「小政府」定位，一直主張不干預市場。其實不然。僅就土地房屋政策而言，從「高土地價格」到「限制賣地」就可以窺出其實政府與市場經濟並非完全隔離。在「港人治港」的制度安排下，特首首先要帶頭轉變角色，有選擇地介入到經濟、社會和民生領域，特別是在「再分配」議題上，政府角色可以更鮮明一點。
有鑒於目前財政收入只有賣地、利得稅、薪俸稅和印花稅四種主要收入來源，而財政支出卻牽涉方方面面。這就決定了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投入，而要選擇五年內可以重點突破的領域着力。在經濟發展方面，基於「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一帶一路」兩個可以和內地經濟結合的途徑，可以在專業服務拓展特別是金融領域有所突破。在本土新興經濟培育方面，集中資源投入以培育落馬洲河套地區的創新及科技園應是無較大爭議的，接下來就是加快推進的問題。在民生方面，困擾港人的仍然是房屋問題，新一任特首能否用五年時間組織團隊只集中在房屋議題上爭取大突破，這需要特首夠魄力作出取捨。
施政綱領要上下一心。信任特首及其團隊對綱領願景應達成共識，「勁往一處使」。特首不一定要精於每個領域，但一定要善用每個領域的專業人才。若特首能團結一班有識之士共謀出路，並通過政府行政架構的優化協助實施，利用五年時間引導香港經濟社會民生重回「跑道」應是值得期待的。
讓普通市民「感同身受」
特首帶頭「拆牆鬆綁」。首先，特首要意識到一些沒必要的管治能消除就消除。例如一些歷史上沿襲的舊有制度在「港人治港」的背景下已經不適用。只要不涉及政治和體制變革，一些能促進香港經濟民生更好發展的制度修正是有必要的。其次，特首應為制度重設保駕護航。制度修正會涉及利益再分配問題，只要是「惠及港民」的大是大非議題，應力排眾議，全力推行，無所畏懼。
行政班子優化做事方式。林鄭在初步施政綱領也提出此觀點。政府班子沿襲了回歸前的行政架構、行政範圍和具體職能職責，改動甚小。但目前這種行政架構已經體現出其弊端甚至制約了施政效果。首先，在外圍智庫的合作上，可以通過決策諮詢委員會的形式廣泛吸納「懂香港」的專家學者為施政出謀劃策，聽取各界專業的聲音。其次，對行政班子進行決策能力提升培訓，行政人員除了要懂業務，還要培養新環境下的面對創新挑戰的決策力。最後，以創建「智慧香港」為契機，率先實行「e政府」，不合時宜的職能部門亦要考慮重組以提升行政效率，避免「政出多門」「各自為政」。
施政綱領要「接地氣」。在具體的政策措施設計中，要全面考慮香港現時內外部環境，推行的措施要真正「惠民」，不能「隔靴搔癢」。
在經濟建設方面，如港珠澳大橋通車在即，如何發展大嶼山橋頭經濟和打造航空新城為更多港人提供就業機會和居住機會，都要細化規劃和亮出時間表。如深圳前海自貿區建設裏有很多港人港企參與其中，相關的通關便利化、兩地互認等政策配套應作出實際的安排。如河套地區創新及科技園建設，在平台建設、園區運營和進駐企業方面亦可以給出較為清晰的計劃。在社會民生和收入分配方面，如林鄭初步施政理念提出的五十億元支持教育，那麼之後的細化綱領是否可以介紹五十億元的財政撥款來源、預期投入領域、預期的成效等等。這樣做，不僅有利於大部分關注香港經濟及社會發展的有識之士，普通市民亦能夠「感同身受」。
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經濟學博士後、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