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給全球治理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和變數，在高揚經濟理性而貶抑道德理性的同時，正指引美國遠離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二戰結束至今，世界政治版圖已有極大變遷：戰敗國德國崛起為歐盟核心，戰敗國日本復興為東亞強國，蘇聯解體而俄羅斯重新「沙俄化」，英國脫歐光榮孤立，中國入世並承擔起自由貿易與區域和平的建構責任。美蘇建立的「戰勝國秩序」早已鬆弛，美國式的民主全球化亦在特朗普當選時刻發生戰略性逆轉。

　　普遍主義的失敗

　　一百年間世界秩序的迴轉還表明了普遍主義的失敗。這種普遍主義根源於柏拉圖的理念論哲學和哲學王政治，推崇一種自然正當理念，認為精英民族和精英群體具有「哲學地」發現客觀真理或世界精神的理性能力，並以此為依據對外輸出和複製這種發現，民主全球化就是這一邏輯的自然擴展。

　　普遍主義基於普遍化的歷史哲學論證，最突出者為孟德斯鳩和康德。孟德斯鳩論證了自由主義的「普遍歷史」，從此，自由政體與專制政體的二元對立獲得了普遍歷史的證明。康德提出了基於自由民主國家聯合體的「永久和平論」。

　　孟德斯鳩與康德的時代，是典型的「殖民列強共治時代」。地球之大，各殖民帝國任意馳騁，但也偶有嚴重衝突，比如英法七年戰爭。後起的殖民國家德國兩度遭受來自英法的列強內部壓力，「德意志特性」與「西方普遍性」發生激烈衝突。拿破侖普遍主義的衝擊，帶來的是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和德國古典哲學的加快成熟。英法美經由一戰帶來的普遍主義，則刺激出希特勒的反猶主義和法西斯暴政。德國兩度對西方普遍主義規範加以反抗，聲張自身政治與文化存在的正當性，但結果都證明了普遍主義的正當性。一九四五年以來，儘管存在美蘇冷戰，西方普遍主義的世界歷史進程已經呈現體系化成就：經濟上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政治上的聯合國體系，以美國力量為基礎的世界員警權體系，以及為這些體系提供正當性的自由民主範式。由此，蘇東劇變時刻，世界歷史發生有利於美國秩序的決定性變遷，列強共治時代儼然終結，普遍民主化時代似乎降臨。

　　但世界歷史進程並未如此樂觀，人類文明的多元共存及其追求承認的鬥爭遠未終結。葉利欽對西方的順服及精神休克後的精緻模仿，沒有帶來一個自由繁榮的俄羅斯，反而是寡頭化、貧困化以及日益依賴西方強權。在喪失國家尊嚴和利益的同時，未能收穫西方許諾的自由與承認，其反向作用就呈現為普京式的「沙俄化」，出現了典型的「選舉威權主義」，而日益逸出西方定義的自由民主秩序範疇。伊斯蘭世界則以「恐怖主義」式的游擊隊戰略，對抗西方的普遍歷史與民主全球化，更以「伊斯蘭國」標示出民主化在中東的慘狀。德、日則借助美國保護體系及自身的工業與文化基礎，重新崛起和主流化。

　　在這些多元文明並存而世界秩序重組的大格局下，美國依託的國際治理架構及其員警權體系日益鬆弱，對其國內資源與福利的佔用和消耗日益嚴重，終於造成了美國選民對精英的政治造反，特朗普當選就是明證。特朗普式的美國是一個祛除理念與道義責任的美國，一個反聯邦黨人傳統、以本鄉本土為重的美國，一個貫穿商業理性與粗鄙市儈風習的美國。美國對外政策的任何方向與議題，都不再成為普遍主義的理念支撐點，而退化為實力政治下的利益交換點。

　　中國迎來歷史機遇

　　在孟德斯鳩眼中，英國式自由是對羅馬共和的超越與取代，是自由的新範式。而在福山眼中，美國式自由是對英國秩序的超越和取代，是自由民主的歷史終結。理論預言總是存在被現實打破的風險。特朗普的美國決定不再承擔「新羅馬帝國」式的全球治理責任，不再透支美國納稅人的利益而成全部分精英的帝國野心和跨國紅利。一個利益上本真素樸的美國，意味着一個列強共治時代的重新來臨。

　　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其一，永久和平的西方解釋失效，西方殖民史和民主全球化史帶來的「普遍歷史」，未能有效包容整合其他文明要素而真正成為人類和諧共存的倫理基礎；其二，修昔底德陷阱重現，列強間的和平考驗外交智慧與列強互動法則，典型的衝突在中美、中日、美俄、美歐之間呈現，一戰與二戰建立的和平秩序框架無法擔保世界和平；其三，兩種發展哲學的競爭，即美國式的民主優先論與中國式的發展優先論，分別在美國影響力地域和中國之「一帶一路」地域展開，具有日益顯著的制度競爭意義；其四，世界政治重回現實主義傳統和利益政治時代，儘管這一利益面向歷來是世界政治的真實，但也一直存在對此加以突破的哲學與制度努力，而特朗普的美國否定了這一努力；其五，中國迎來重建軸心文明及創製全球治理框架的重大歷史機遇，在內政上逐步實現威權、賢能與民主法治的秩序整合，在對外關係上自覺承擔起提供區域乃至全球秩序的領導者責任。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的內外作為在學習與批評西方的雙重軌道內快速展開，中國就是世界的一個縮寫。儘管面臨着列強共治的新困局及修昔底德陷阱的重重壓力，但中國的政治實力、經濟包容力和東方式智慧，可能帶來超越現實主義政治的契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