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久不談香港問題了，特別是極少再談香港經濟問題了。因為，十幾年前，在《香港的超級地租》和《回到一九八三年》這兩篇文章中已經說清楚了。說清楚了，會有用嗎？結論很殘酷──沒一點兒用。香港市民極少關心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令人震驚的是，全社會的焦點竟然僅僅在於誰會當特首。試想，手機壞了，不換晶片，一根筋地要換手機套。這，能不讓人感慨嗎？

　　香港的繁榮，源於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三年的黃金十二年。一九六七年暴動後，港英當局被迫開啟了歷史性的改革，港英當局開始賦予港人部分當家作主的權力，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的調整極大激發了港人的潛力，香港經濟迅速地崛起，成為四小龍並躋身發達地區行列。歷史證明，好的制度和政策，就能帶來全面的發展和穩定。

　　可惜，一九八三年後，港英當局着手部署主權交接後的運作，開始扭曲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英國人設計了超級地租和聯繫匯率，開始通過超級泡沫轉移在港形成的巨額財富。香港社會整體上是幼稚和單純的，完全不明白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七年發生了什麼。所以，在一九九七年之後，社會開始集體抱怨祖國，特別是到了二○一七年，這種跡象沒有緩和。

　　當思維方式走偏後

　　國家給了香港一系列優惠，不向香港居民收取稅費，中央政府擔負駐軍和外交費用，並大規模提供各種經濟政策的紅利，這難道不算是祖國和祖國人民的愛嗎？但，祖國的愛，更應該是一種父親的愛，那是一種在制度和政策層面的匡正。為什麼不阻止超級地租和檢討匯率呢？三十四年前不能阻止，二十年前呢？二十年前不能阻止，今天總應該可以了吧？

　　如今，普通港人承受着巨大的經濟壓力，當房地產泡沫年復一年地吞噬着人們的夢，除了發泄怒氣，似乎無法再有多的作為。社會缺乏獨立的思想家，無法解讀數十年來的巨變，整個社會沒有能力站在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的角度審視歷史。多數人能講幾句英語，但生長在畸形的文化環境裏，年長的有封建迷信，年輕的有或多或少的洋迷信。而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定位於國際金融中心，所需要具備的理性和務實，在香港卻顯得是那樣的難能可貴。

　　當思維方式走偏以後，看待問題的結果會變成怎樣？比如，超級地租、聯繫匯率，這是兩把「殺豬刀」，遺憾的是，部分港人卻認為這是香港制度的「驕傲」。走遍香港，遍訪港人，對於滿地的商機，不乏有頭腦的商人，而傳統的商業經，在香港也已代代相傳，成熟發展。但是，有多少人懂財政呢？有多少人知道香港真實的稅負呢？有多少人認真思考過，為什麼香港彈丸之地，卻能出世界級超級富豪？而又有多少人計算過，英國人這三十四年從香港轉移走了多少財富？

　　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與它的心態總是相關的。普通人心裏苦，卻無法傾訴。於是，他們決定換「手機套」。所以，就看到香港近乎滑稽的選戰了。手機壞了，不想換晶片，大家集中精力，拚了命挑選手機套。但手機套，能改變手機的晶片嗎？如果說香港還沒有認清楚問題的根源，內地同胞能否成熟一些呢？內地的專家學者能否幫助香港，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比如說，告訴國家，香港的經濟制度是哪裏出了問題，經濟政策是哪裏出了問題，香港應該如何改變這種幾乎荒謬的制度和政策設計？當然，內地的學者和專家也應該想想，內地學香港的超級地租和聯繫匯率意味着什麼。難道，非要挨到不可收拾，才會改弦更張嗎？

　　重新回到獅子山下

　　接觸香港這塊土地二十二年了。在這裏，有各行各業的好朋友，我深切地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鬧哄哄的選舉，很快就會過去。可是，以後呢？超級地租和聯繫匯率要再搞二十年嗎？或者，非要將香港搞成中央補貼的老少邊窮地區嗎？今天，在反對派的煽動下，部分港人確實幼稚而單純，有時候甚至顯得有點兒愚昧。

　　但是，無論如何，香港曾經奮鬥過，曾經輝煌過，只是在後殖民時代的新紀元中，香港目前還未能真正建立起主體性和身份認同。我必須說，香港市民是可以「幼稚」和單純的，因為他們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在某種程度上，我不認為港人能夠自己檢討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因為終極立法權掌握在國家的立法機構手中。或許，這就是香港市民不關心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的外在原因吧。

　　在香港，談經濟問題，變得越來越緊張了。說多了，上下左右都不喜歡。好，那就簡單一些。請注意我以下的敘述邏輯：真理在質疑中產生，不許質疑的怎會是真理。不要仰望太平山，重新回到獅子山下。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