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本周三將公布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各方政治人物也在盡最後努力，試圖影響施政報告內容，就算無法影響，至少也是一種表態，累積政治資本。

　　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有多項已討論了多年但仍議而不決的問題，包括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取消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的對沖，設立標準工時。這幾項問題有一個共同點：不論是反對派或建制派，都有共同的述求。反對派有上述述求的主要力量來自職工盟，而建制派則是工聯會。

　　多年來議而不決

　　換言之，不論是反對派或是建制派，都有一批工運分子在長期爭取退休保障計劃，取消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的對沖，及設立標準工時。從港英殖民地時代至香港回歸二十年，這三個問題在港已經討論了許久，依然是議而不決。

　　早在1995年，當時的港督彭定康有意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不過遇上巨大的反對聲音。最後，改而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而且這項計劃並沒有在彭定康任內推行，而是等到2000年12月才開始。不論是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或是強積金，目的都是保障退休人士的基本生活，當然，就算兩者皆無，香港政府仍然有綜援，以保障最窮的人能夠基本生活。香港的綜援計劃，福利開支與許多國家或地區比較，並不遜色。當然，綜援只是最窮的人才能取得，大量不算很窮，但也沒有多少身家、儲蓄的人，退休後生活水平自然比不上退休前。為獲得基層支持，香港的工會，不論是反對派或是建制派，多年來一直在爭取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長期議而不決，原因有兩個：一是商界僱主及中產僱員的反對。另一個原因是過去許多年，全世界所有的退休保障計劃都面臨巨大的挑戰與困境。

　　在商界，僱主反對的理由是，他們擔心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錢，相當一部分由僱主支付。中產僱員也反對，因為他們擔心得馬上繳付額外的退休保障稅，收入越高，繳付的金額也越多。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是用收入高的去補貼收入低的，是財富重新分配的計劃，有很強的社會主義味道。而香港在過去一百多年，走的是資本主義路線，中產階層的僱員也不願意以自己的錢補貼低收入者，認為這是對他們不公平的計劃。這也是為什麼1995年彭定康最終放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改用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要真正產生作用，必須耐心地等到推行四十五年後才見效。那是假設一個人從二十歲開始供強積金，供了四十五年後，六十五歲退休時，累積了四十五年的強積金，才可能提供相當的金額供僱員退休後應用。香港推行強積金至今僅十六年，所累積的金額依然遠遠不足以補貼退休，因此目前退休的人不可能單單依靠強積金過日子。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在許多年前已經出現了，過去的許多年運行得不錯。但是，近二十年來，隨着醫療科技的進步，人類的壽命越來越長，全民退休保障計劃面對破產的壓力，人口老化使退休而領取退休金的人越來越多。相反，年輕的工作人口則越來越少。

　　各方不能達成共識

　　香港的工會領袖不可能不知道這個道理，但他們依然堅持要求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只爭取眼前的基層利益而忽視長遠的財政負擔，是不負責任的。為什麼這個問題會議而不決，理由是特區政府一直在尋求僱主、僱員、中產僱員、基層僱員的共識。但是，達成共識談何容易。

　　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的對沖也是談了許多年的問題，也是議而不決，理由也是僱主反對。僱主認為，當年即1995年，港英政府就是以強積金可以對沖長期服務金的條件，來游說僱主支持設立強積金，同樣的，談判了一年又一年，依然議而不決。

　　標準工時實際上是存在的，不少僱主早已自願地與僱員訂立標準工時，超過標準工時就可以獲得額外的薪金。但是，也有不少僱主認為，一設立標準工時，就等於要增加勞工成本，生意難做。不少經濟學家也認為，設立了最低工資後再加上標準工時，相等於政府在歪曲自由市場、勞動力市場，人為地推高勞工成本，對香港整體的競爭力不利。

　　許多政治人物認為梁振英必須兌現在競選行政長官時的諾言。當年梁振英的確在競選期間提出上述問題，但是，梁振英上任四年半了，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的確應該有個清楚的交代，不能再繼續討論尋求共識。上述問題是零和遊戲，不是僱主得利就是僱員得利，也是中產僱員與基層僱員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能有共識的。在沒有共識的情況下，特區政府必須做個決定，以香港整體利益為出發點，來決定是否正式提出議論了多年的計劃。

資深評論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