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文化區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合作，擬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對香港市民來說，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不料，此事在一些政客的「我對你錯」思維模式下，一件本是文化範疇的事件，又被借題發揮，將之演變為一場泛政治化的紛爭。從質疑程序問題，到妖魔化中央善意，以及挑起兩地矛盾。他們忘記了興建故宮館的真正目標，是要令西九文化區活化，吸引市民及遊客來參觀。在西九文化區興建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長期展出由北京故宮博物院提供的文物珍藏，相信絕大多數市民，都會支持。此外，項目坐落西九文化區，跟其他藝術館相配合，可彰顯香港東西文化薈萃，形成獨特的世界級文化博物及藝術展覽群，有助提升香港國際都市的形象。

　　反對派歷來「我對你錯」

　　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引起政治風波，相信港人對此早已習以為常，因為回歸二十年以來，某類型的政客們凡遇上香港一些與中國內地有關的議題，總會批評，定會反對，無事生非，務求將小事化大，引發社會的分化。我認為，香港出現泛政治化的畸形現象，除了是政治、經濟、社會因素之外，政客們的「我對你錯」思維模式亦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近年，「對／錯、真／假、我們／他們、朋友／敵人、道義／非道義、民主／獨裁、正義／非正義」這類的「思考二分法」，似乎已成為他們及他們支持者的慣性思考模式。有了「二分法」，他們便會對事情進行簡單化、極端化的分析。在這樣的思考模式下，他們所想追求的，完全就是按這邏輯的簡單確定。如果某事不真，那麼它肯定是假的。假若某事不假，那麼它肯定是真的。這種極端化容不下中間地帶。這種偏頗而欠理性的思考方法，正是產生今次反對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興建的思想上的因由。

　　此外，二分思考法的極端化，讓他們對事情的分析變得固定而僵化。如果一些主張不是屬於他們所想的，那主張必定是有問題的。在故宮文化博物館爭議中，有人提出所謂「諮詢不足」的理由。實情是故宮文物借出境外有限制，與中央有關部委探討和磋商，須在保密之下進行。對方如有保密要求，香港若硬要堅持己見，興建故宮館協商肯定就難以進行下去。另外，反對者又稱建館為「文化洗腦」，大玩陰謀論，莫須有地污衊中央好意，妖魔化兩地合作項目。可見，政客視興建故宮館為非正義或邪惡，他們又視己方是代表全港市民，一切所做的反對行為皆是「正義」的。這種思考的模式，令問題極端化。

　　當前香港社會正進入一個極端化的時期，一些重大經濟、民生、教育等議題皆會成為「我對你錯」的爭論「場地」，引發各種爭議及矛盾。興建故宮館的爭議中，反對者便正是用了「我對你錯」的二分化的思考模式，硬將故宮館污名化，盡見其欠缺理性的一面。

　　反對者文物知識貧乏

　　政客們一些極盡抹黑的說法，是指建館的目的是為了「文化洗腦」，莫須有地污衊中央好意，「反」字上腦，連政府推動「故宮全接觸」展覽活動，在港鐵香港站連接中環站的通道牆壁，貼上介紹故宮建築及歷史的大型圖像，也遭到不明人士的塗污。這些不良的想法和犯法的行為是對文物知識貧乏的表現。

　　歷史文物具備了多項教育功能，不學無術之士當然不會有所認識。展出故宮文物可以在香港發揮以下的功能：首先，故宮文物記載歷史人物的故事，儲存着社會、政治、軍事、文化等各種知識和信息；其次，我們可透過欣賞文化，進行思想道德教育，如遵守社會公義、愛護文物等；再者，文物是進行國民教育的重要的教材，通過講述一些與國民身份認同有關的文物，可培養香港人熱愛國家的情感；最後，我們可教導香港人欣賞文物的風格和特色，從而提高藝術修養。

　　激進人士擔憂故宮文物在本地長期展出，是政府利用文物展覽推動國民教育，目的是提升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難道政府要令到香港人降低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才不是洗腦？一個民族認識本國文物，認清民族的發展，後而建立身份認同，實為天經地義的事情。這些反對人士欠缺對民族及國家的認同情懷，自然不會明白身份認同感的重要性，才會有如此謬論。

　　興建故宮文化館這一議題，正被一些別有用心人士「炒作」。只要看看反對人士的言論，自會明白「其心不正，其言必壞」此一道理。他們抱着「我對你錯」的負面態度去理解興建故宮文化館，在未來日子，無論政府怎樣諮詢，相信凡是與建館有關的議題都只會成為他們的攻擊目標，以此去達至他們的目標。 香港中史教師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