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立法會選舉終於塵埃落定。各方點評的主題，除了集中在與往屆一樣的各政團議席和得票率變化之外，還有一個以往並無觸及的新焦點——反對派陣營的新策略：臨陣退選和配票安排。後者更是藉着智能手機Telegram這個應用程式來指揮協調，給人以一種運用高科技來打電子選舉戰的奇幻感覺。對一些不擅長使用資訊科技產品的人士，尤其是政治評論員，這種電子戰簡直是「此非吾輩所能知」（清朝中興名將胡林翼驚嘆西方軍事科技之語）。筆者對這種新興做法的態度是，應該予以重視，但不必將之神化。
棄舊保新的「洗牌」手段
首先，筆者認為，九月三日反對派陣營的六個候選人臨陣退選，與九月四日的棄保配票，也就是事先宣告多時的「雷動計劃」，兩者沒有必然聯繫，不宜混淆兩者關係，把反對派在這一屆選舉新動作的效用誇大。根據大量媒體報道，臨陣退選是壹傳媒黎老闆一手統籌，而「雷動計劃」則是違法「佔中」搞手戴耀廷公開宣示的行動。雖說不能排除兩人之間在政治行動上有所默契，甚至有所「奧援」，但這兩個行動存在明顯的差異，不能當成是一個統一籌劃的行動。臨陣退選，一般認為是為了把在民調中支持度偏低的反對派候選人勸退或者逼退，從而把省下來的支持票源集中在更有希望的反對派候選人身上，同時也可以製造選情告急牌，博取更多中間票的同情，從而增加反對派陣營的得票。
與其說這個臨陣退選是像「雷動計劃」那樣一早預謀的行動，不如說是一場臨急應對的危機處理。
理由一：一天之內六個人的臨陣退選，呈現出一種骨牌式坍塌的視覺效果，如果說要博取同情，那為什麼連一個響亮的、悲壯的、足以喚起選民同情與感召力的政治口號也沒有？完全是聽憑退選者各自解讀，零星落索，甚至出現了新民主同盟退選者那種「民主黑暗一日」的反宣傳？更聽憑建制陣營和其他媒體冷嘲熱諷，幾乎毫無有力反擊？
理由二：如果那六個退選者因為知名度有限，而不足以大量分散其他反對派候選人的票源，那麼他們的退選又能省下多少票給別人呢？這說不通。如果六個退選者尤其是參加超級區議會組別的能夠省下大量的票，那麼這個退選行動是為了保住反對派有聲望的舊人，而不惜犧牲掉知名度不足的新人。這樣的話，這就與「雷動計劃」的實際操作存在明顯的差異了。從網上流傳的「雷動計劃」棄保名單得知，反對派新人絕對不是犧牲放棄的對象。從最後選舉結果來看，就更加變成棄舊人而保新人格局。
有違民主的「真實遊戲」
因此，第一個小結論是，黎老闆和反對派大老們主導的退選行動，不見得是一早預謀的計劃，更不見得是與戴的「雷動計劃」同步協調的行動，這不是什麼選戰高招，更像是臨急抱佛腳。不要神化反對派一切貌似異常的行為。
其次，關於「雷動計劃」的效果評價，反對派落選大老們多有抱怨，筆者就不再重複了。這裏集中討論以下幾點：
第一，「雷動計劃」這種源自加拿大「Vote Together行動」（根據戴自己宣稱）的策略性配票，本身存有內在邏輯矛盾：一方面，策略性配票的行動目標是希望透過損有餘而補不足，來增加處於當選與落選邊緣的反對派候選人之當選機會，從而用盡比例代表制的便利，盡可能地增加反對派當選議席。但另一方面，這又與反對派所一直宣稱的尊重選民個人選擇這種民主精神內核，存在不可調和的理念矛盾。簡單講就是「民主派」不能把選民當投票工具來使用，不能隨便頤指氣使，叫你投誰你就投給誰，所以「雷動計劃」在最後幾個小時所發放的投票取捨名單上，也只能加上若干「民主政治免責條款」：這是該區聰明選民根據民調商議出來的建議投票名單，最終還是尊重個別選民自己的投票選擇。好了，當槍使，就違背民主精神；只強調是參考名單，中間產生多大的誤差——「雷動計劃」期望值與選民自由意志之間的差異，就真的無從稽考，唯有聽天由命。所以實際出來的結果，竟然是大批舊人慘淡落馬，當選的新人反而成為浪費票源的票王！
第二，「雷動計劃」的效果至少仰仗兩個前提：一個是用以指導最終配票的投票民意調查，必須有足夠的政治認受性和抽樣統計科學性（也就是統計效度與信度），這兩者高度相關但不完全一致，這方面也是反對派政團猛烈抨擊和質疑的一個重點。另一個是最後出來作策略性投票的所謂「聰明選民」人數必須足夠多，才能有效左右各區選情。戴耀廷事前計劃要一萬人，加上充當「下線」的這一萬人的親朋好友，「聰明選民」實際發揮出來的力量可以具備「倍數效應」，從九月四日最後兩個小時所冒出來的選民大排長龍現象來看，這個倍數效應似乎不容小覷，當然這還是擺脫不了上面所提第一點的邏輯矛盾所引致的誤差。
最後的結論是，「雷動計劃」這種貌似「高大上」的電子選戰，本身充滿了不確定性，不必神化它的實際效果，更不必被它嚇住了。但是，「雷動計劃」引入令人炫目的「雷動▉聲納／聲吶▉」等電子系統，這個工具的科技含量的確足夠，同時這個工具又充滿科技世代的時尚潮流感，足以吸引甚至說誘發大量年輕人參與這個科技「真實遊戲」的激情，箇中的網絡科技青年心理學現象，值得專家進一步深入探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