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費正清曾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曾寫道：「中國人都有對政治統一的社會秩序的偏好。」作為一位外國學者，他的這句話是通過對中國悠久歷史做出深刻考察而發現的一種根植於廣大中國民眾心目中的基本政治情結。歷史上任何統治者違背這一民眾所具有的政治情結，都會遭到歷史的唾棄。正因此，當年在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哪怕是婉轉表達繼續保留在香港的治權時，鄧小平就明確表示，「我們決不能當現代李鴻章。」其實，晚清的李鴻章只不過是中國在經歷了長期鎖國政策而顯得國力不濟，在面對外部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張牙舞爪，並對中國作出瓜分舉動而做出無奈反應的悲劇性人物。

　　鄧小平所代表的中國已不再是晚清時代一盤散沙式的中國，而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新中國，在經歷了痛苦，曲折和充滿教訓的探索後，已經為全面走向現代化做好了準備。又經歷了近四十年改革開放和高速發展，當下中國國力強盛。試想一下，在這樣的背景下，現在的中國執政者會違背傳統和現代民意，容忍任何分裂國家的勢力嗎？

　　國家統一目標不可動搖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政治設想的提出與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起步大致是同一時間。這一政治設想提出之時，幾乎受到了全世界的歡呼，認定這是國家間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經典之作。人們對其所具有的和平性，包容性無不為之稱道。廣大港人不論「一國兩制」是處於政治設想階段或是在制度構建過程中，都抱以支持的態度。在「一國兩制」實施近二十年的今天，香港隨着時間的變化出現了一些問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在國家統一觀作為中國人傳統和現代民意核心的條件下，作為法定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其對於國家統一的態度是決定其執政是否具有正當性的重要指標。為此，她將實現中國國家統一作為不可動搖的目標，並為之做出了不懈努力。「一國兩制」從政治構想到政治現實，再到成為基本國策反映出其目標的堅定性與政策的靈活性相結合。因此，對於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我們通過考察而得出的結論應該是：只要這些問題不違反國家統一的目標，所有的問題都是可以理性態度來加以探討的。「港獨」是與「一國兩制」政策目標嚴重違背的東西，其突破了國家對港政策的最基本政治底線，對其所應採取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

　　實行「一國兩制」，必然存在着如何處理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問題，而在香港，就有人希望用兩地的意識形態差異來干擾「一國兩制」條件下的中央與特區關係。最為明顯的表現就是以放大的方式來凸顯中央與香港「泛民」政治團體在香港民主政制發展問題上存在的分歧。並以此為由，提出了缺乏基本理性的所謂「港獨」概念。他們人數不多，但能量很大，大有主導香港輿論議題的意味。這種情況不得不引起香港社會的警惕。

　　人們不禁要問，他們在香港有市場嗎？如果沒有人相信他們主張的內容，我們有這個擔心的必要嗎？這個問▉題問▉得好。筆者對此作出的判斷是：有一定的市場，但發展絕無空間。

　　說它有一定的市場，並不是說香港社會中有相當數量的人會接受「港獨」意識，而是因為香港在實行「一國兩制」後，其高度自由社會的特性得以保留，有人（其中包括一些知識界，法律界人士和「泛民」中的極端人士）以言論自由無限論為由，為「港獨」言論做出了具有所謂正當性的辯護。從社會治理的角度觀察，香港也是一個崇尚精英的社會，而精英的觀點和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對大眾的政治傾向是具有相當大影響力的，現實少數青年學生的表現是能夠說明這一點的。任其肆意，會嚴重毒害香港社會的政治氣氛，進而對「一國兩制」形成威脅。

　　香港對國家要承擔責任

　　了解香港歷史的人都知道，香港長期以來都是一個自由度甚高的開放城市，而這個社會又主要由內地逐步移民而形成的，歷史上各類持不同政見的人物出於安全的需要，均曾彙集於此，並隨着內地政局變化而沉澱下來，因此認定這個社會構成的複雜性是符合其社會實際的。中央用「一國兩制」來包容這個意識形態與國家主體完全不同並實行資本主義的地方，說明了中共實事求是的立場和態度，而香港社會是否考慮過如何承擔起對國家的基本政治責任——維護國家發展及安全利益？

　　在筆者看來，在法治作為政治治理底線的前提下，香港政改的暫時受挫，只是決定政改能否前行的各方，在民主政制以何種程度推進問題上存在分歧，而不是「要」與「不要」推行的問題。因為基本法所確定的方向是不會改變的。如果有人試圖以「港獨」之類的極端言行來刺激中央，其後果是很嚴重的。因為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具有對政治統一的社會秩序的偏好。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