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時的香港沒有明天，所以不用規劃，也不想規劃，只要用強制手段保住社會穩定，殖民地官員便可貪贓枉法，在殖民地法制內外遊走。不過，當英國開始準備與中國談判再續不平等條約來延長殖民統治時，早在談判十年以前，便要整頓香港的管治、政策與制度，以外交官而非殖民地系統官員的麥理浩出任港督，便是英國倫敦指揮的整頓。

最大的政治就是經濟發展

　　除了廉政公署、貿易發展局等新的體制外，在關鍵的政策範疇內，有十年房屋計劃，以及研究香港工業多元化的發展。其中便是香港政治經濟的重新定位和長遠規劃。這樣的定位與長期規劃，其實是歐美發達國家已經開始了幾十年的習慣做法，只是殖民地無為而治，實質是反對任何變動來危害殖民地統治及其屬下精英的利益。以往即有新的制度、政策舉措，都是落後英國至少二三十年時間。

　　本來麥理浩的改革可開創香港殖民地的新局面，與新加坡的發展可相互競爭。只是1979年中國明白表示，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英國因此放棄在香港繼續改革。麥理浩的房屋計劃、工業多元化研究都半途而廢。相反，香港轉入房地產發展為主的道路，並且以本地華資財團接替撤走的英國壟斷財團。

　　在中英談判中，中方絕大部分地承繼了英國在談判之後在香港推行的制度、政策，並以基本法來確認。於是殖民地原來特殊的體制，如「小政府、大市場」和財政過度的保守主義，均變成回歸後香港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再經回歸後，前港英官員的切實推行，成為了回歸期的政策結果。香港沒有長遠規劃，沒有定位，沒有體制改革，也帶來了今天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的困境。

　　我曾在文章裏寫過，香港最大的政治是經濟發展。當然在經濟發展帶來各種問題改善之前，香港還要禁制「港獨」，保證社會政治穩定。但是，若為了眼前政治，如選舉，如「港獨」，而忽視經濟發展，便會犯最大的政治錯誤。

　　至少，香港應仿效在中英談判前的英國政府及港督麥理浩。但改變他們所服務的英國國家利益，而以香港和國家的長遠利益為依歸，給香港的發展定位，推行體制改革，制定長期規劃。

　　在過往，港商在珠三角投資帶來香港非工業化，港英政府推行房地產化，回歸後香港金融體制由國際化走向A股二板市場化，乃至借助國家的自由行政策帶來的旅遊擴張，都沒有給香港帶來可持續的發展。

不應用各種藉口抗拒發展

　　一是這些發展都是以掠奪利潤為目的，並沒有建立起廣泛鞏固的產業鏈與價值鏈，更多的是泡沫式的膨脹。甚至因暴利，破壞了原來的知識積累的基礎，短平快地改了傳統的商業模式。總的來說均屬不可持續的。

　　二是香港一直抗拒與珠三角整合。典型的例子是過境長期沒有便利化。港珠澳大橋由特區政府反對鋪設鐵道連接，連港深高鐵香港段也由不懂高鐵、沒有建造經驗的港鐵承建。即使香港與珠三角人員來往頻繁，兩地連接的硬件軟件都長期構成了障礙。連接都受到阻撓，更不用說香港與珠三角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協作、融合了。回歸十多年，珠三角發展急飛猛進，香港則相對倒退。香港沒有借珠三角之力來推動自身發展，也同時少有貢獻珠三角。似乎仍然停留在殖民地的時代。

　　三是香港沒有針對殖民地落後體制進行檢討與改革，且變成迷信中英談判之後英國在港推行的政策措施，對歐美和其他國家在過去幾十年的改革與發展視若無睹。

　　香港經濟再發展，第一步便是重定香港在國家乃至世界的定位，制定新的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並據此組織長期的發展規劃。澳門有五年計劃，雖然有頗多不足之處，已是起步，香港不應用各種藉口抗拒發展。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