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歷史上，二○一六年是首次呈現立法會與行政長官選舉相疊加現象。反對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爭取連任二○一七年第五任行政長官，不僅是反對派所有派別參選九月第六屆立法會的共同政治口號，而且在建制派中，若干政治團體和政治人物也不同意梁振英連任。建制派的其他政治團體，包括愛國愛港中堅力量，則迴避對這一問題明確表態。

　　熟悉特區歷史者不禁要問：第四任行政長官和第五屆立法會選舉，在二○一二年同一年舉行，但沒有疊加。為什麼第六屆立法會與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不在同一年進行，卻會出現疊加？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有助於了解當前和今後相當一段日子香港的政治形勢。

　　第四任行政長官和第五屆立法會選舉，在二○一二年同一年舉行而沒有疊加，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在次序上先有行政長官選舉，後有立法會選舉。而當年九月第五屆立法會選舉，距七月一日新舊政府交接僅兩個月零幾天，反對派無法以攻擊剛就任的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作為競選立法會的政治口號。

　　二是，二○一二年行政長官選舉空前激烈，選情跌宕起伏，反對派即使明知派人參選是「陪跑」，也不禁為峰迴路轉極具戲劇性的選舉過程所吸引，沒有把注意力轉向如何利用行政長官競選來為立法會競選做鋪墊。

　　三是，當時反對派後台老闆的政治部署是，盡可能影響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但重點是爭取實現其所謂「還政於民」的「真普選」。無論唐英年還是梁振英，都不是反對派後台老闆心儀的人選，此所以二○一二年二月，唐英年風頭正勁之際，被揭發其九龍塘住宅「僭建」，令其選情逆轉。此所以二○一二年六月下旬，梁振英亦被揭發其山頂住宅「僭建」，令其未上任就「灰頭土臉」。但是，教訓當選行政長官的目的不是逼他提前下台，而是逼他在關於普選的問題上屈從反對派後台老闆的意志。此所以二○一二年九月，反對派以「準顏色革命」方式使國民教育夭折，並企圖藉此為反對派在接踵而至的立法會競選中爭取選票和議席。國民教育夭折，是從思想和輿論上為二○一三年初拋出的「佔中」計劃及其後關於「真普選」的一系列部署做準備，爭取反對派在第五屆立法會中獲得盡可能多的議席，這是掌握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改的關鍵否決權。其間，梁振英及其管治班子不斷遭受打擊，既是為逼迫特區政府在政改上向反對派投降，也是為鼓動民意支持「真普選」。

　　反對派爭奪功能界別

　　到了二○一六年，香港政局有了新的重大演變。

　　第一，反對派後台老闆錯失通過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來推舉其心儀人士控制特區管治權的機會，只能通過既爭奪二○一六年十二月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又爭奪二○一七年三月第五任行政長官候選人，來實現他們的政治願望。

　　在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反對派能夠爭奪的，是第六屆立法會議席以及行政長官選委會界別成員。反對派之所以破天荒地幾乎參與第六屆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選舉，既為爭取更多立法會議席，也為參與十二月行政長官選委會界別選舉熱身。

　　梁振英從來不是反對派後台老闆心儀的行政長官人選。在二○一四年「佔中」關鍵時刻，在二○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普選行政長官及有關問題的決定之後，梁振英堅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原則，引起反對派及其後台老闆更強烈反對。反對派後台老闆盤算，阻止梁振英連任，則其心儀人士很可能出任下任行政長官。

　　第二，香港一線政治人物和公眾人士的年齡，大體已接近從政生涯的終點，第五任行政長官競選是最後一次機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環視今日香港政壇，嚮往行政長官寶座者，明顯地多於以往四任行政長官選舉的任何一次。這些人的政治立場和傾向不相同，政策主張也不一樣，卻有一個共同點：必先阻止現任行政長官爭取連任，才有機會輪到他（她）們相互競逐。

　　本屆政府值得肯定

　　第三，決非次要的是，儘管本屆政府為改善民生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一定成績，但由於全球經濟形勢惡化，本地反對派百般阻撓，香港深層次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未明顯緩解。尤其是政治矛盾進一步惡化，社會嚴重撕裂，相當多香港居民對香港前途陷入空前深刻的困惑。這一切，不能歸咎於現任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卻被反對派利用來蠱惑選民。於是，反對梁振英連任成了反對派在第六屆立法會競選中的共同政治口號。

　　現任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面對嚴峻政治形勢，應當風雨同舟。現任行政長官更應具備愛國愛港政治情懷，置個人榮辱於香港整體長遠利益之下。愛國愛港中堅力量應當集中精力打好立法會競選一仗，在政綱解說和辯論時，引導選民洞悉反對派把立法會與行政長官選舉相疊加的陰謀。若干建制派政治團體及其領袖人物應當明白，在立法會選舉中附和反對派「倒梁」，不僅不能達到其個人目的，相反，會事與願違。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