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選舉受國內外突發事件影響屢見不鮮。這次選舉中突發事件更是頻頻發生，無不左右選情：最高法院大法官斯科拉斯突然去世，引起右派對大法官繼任人的擔憂，帶動了「真正保守派」克魯茲的選情；北卡廁所法案和奧巴馬用行政命令推動LGBT如廁權的平權，都令左右兩派選情激盪。但最具震撼力的莫過於恐怖主義襲擊。在特朗普這個對媒體牽引力巨大的異類候選人的推波助瀾之下，無論是巴黎和比利時的恐怖襲擊，還是加州的「夫妻檔」襲擊都為他提供彈藥，令其聲勢大漲。

　　正當特朗普因種族攻擊「特朗普大學案」的法官而成為眾矢之的，苦於抽身時，六月十二日凌晨，奧蘭多的一間同志夜店發生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槍擊案，至少五十人死亡，五十三人受傷。兇手奧馬爾．馬丁是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阿富汗穆斯林移民，事發時宣稱效忠ISIS。槍擊、同性戀、ISIS恐怖主義、穆斯林、移民，無不戳中現今美國社會和政壇的最敏感穴位。正逢大選年，事件無可避免地被高度政治化，各方都把討論向有利自己的方向引導。

　　特朗普超越共和黨主流底線

　　特朗普立即從移民、穆斯林和恐怖主義的方向出發，批評奧巴馬不肯承認兇手是「激進伊斯蘭者」，批評他準備接納「穆斯林移民」，並又重提「禁止一切穆斯林入境」的口號。但是這次選情是否還會和之前一樣順?跟他走，卻難以預料，因為此事件的性質遠非之前幾次恐怖襲擊那般單純明瞭。

　　儘管兇手「宣布效忠」ISIS，但從初步調查看來，他和ISIS並沒有組織上的關聯，更可能是「獨狼」。ISIS迫不及待地為事件負責，更像是「邀功」之舉。這與行動周密的ISIS恐怖主義襲擊有本質的分別。

　　而且兇手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自然」美國公民，他的父母約三十年前就已來到美國，當時還沒有穆斯林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主義襲擊」一說。這就令特朗普將事件往「移民問題」發揮變得尷尬。兇手的父母當初是以什麼身份移民美國尚不清楚，但考慮到當時蘇聯侵略阿富汗，他們很有可能是以難民身份到達美國的，若真如此，他們當年的移民就沒有絲毫爭議性。

? 特朗普認為移民是特權而不是權利，這不容否認。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美國絕大部分人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後裔。美國社會就是建立在多種族、多移民和多元化文化基石之上的「大熔爐」。純粹基於種族的移民歧視將徹底撕裂美國社會，也絕對超越了共和黨主流派的底線。眾議院發言人萊恩再次表示堅決反對特朗普的禁止穆斯林移民計劃，並揚言如果特朗普當選總統後這麼做，就將會起訴他。其實共和黨建制派更願意把問題轉向奧巴馬「外交軟弱」的方向，比如麥凱恩就指奧巴馬對ISIS不夠強硬，要直接為事件負責。但這個方向又和特朗普的外交路線相悖。

　　而且，從反恐策略上來說，特朗普提出的禁止穆斯林移民以及「激進伊斯蘭者」的標籤也不利反恐。希拉里迫於競選壓力，在採訪中稱自己並不介意採用「極端伊斯蘭」的稱呼。但正如奧巴馬說的，難道「激進伊斯蘭者」的稱呼就能讓ISIS停止恐怖主義？現實的問題是，美國（和歐洲）反恐，很大程度上要依賴阿拉伯盟國的配合，而他們根本不承認ISIS信奉的是伊斯蘭教。特朗普的標籤反而可能把盟友推向反面。

　　民主黨的策略是從反對仇視同性戀以及控槍的角度出發，來定義事件。根據最新FBI官員的說法，此事件已經被定性為「既是仇恨罪惡（hate crime），也是恐怖行為（act of terror）」。除了行兇地點是同志夜店之外，有人指出，兇手曾是此店的常客，甚至曾經透露過自己是同性戀。因而有這樣的可能：兇手是「天生」的同性戀，但這種天性被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不容，導致心理變態，自恨並憎恨其他同性戀者。但特朗普對LGBT沒有宗教保守派的那種絕對牴觸，可以輕易把話題往「極端伊斯蘭仇視同性戀」上發揮，再次把輿論引回宗教和移民方向。

　　所以對民主黨來說，此事件最有發揮空間的是「控槍」。這個套路對民主黨來說駕輕就熟：如果這是一起仇恨社會的惡性事件，儘管死傷最嚴重，也還是和歷史上的其他「槍擊案」一樣，最直接的應對方法就是加強槍控。希拉里第一時間就把事件定義為「槍支暴力的流行病」。參議院的民主黨人攻擊共和黨對控槍不作為，甚至發動「拉布」。

　　民主黨的發揮空間是「控槍」

　　從現實來看，槍支問題在美國其實是「無解」的。擁槍是受憲法第二修正案保護的權利，共和黨也因此一直反對控槍。在實踐上，民間擁槍多達兩億多支，每三個人就有兩個擁槍，這令禁槍成為不可能。而且因為「怕輸」心態，每次爭論要控槍的時候，就會立即掀起購槍潮。

　　兇手用了大殺傷力的半自動來復槍，於是包括希拉里在內的民主黨人呼籲恢復《一九九四攻擊性武器法案》，該法案禁止出售大殺傷力的自動和半自動武器，但已於二○○四年到期作廢。反對者立即指出，該法案作廢後的十幾年間，用來復槍殺人的事件無論在絕對數量還是在百分比上都比法案有效期間下降。但不可否認，在同樣環境條件下使用大殺傷力的槍械所造成的人員傷亡數會更高，正如此案那樣。

　　民主黨也可以繼續把二○一六年初奧巴馬提出的控槍政策作為議題，進一步加強對合法持槍者的背景審查力度，包括精神健康方面的審查。美國大規模槍擊案中，兇手使用的槍械絕大部分都是通過合法途徑獲得，而過半的兇手在行兇之前都有精神異常的跡象。就此案來看，兇手曾被FBI多次調查是否有恐怖主義傾向，但都沒有發現足夠的證據，他甚至還擔任保安工作。而且如前文所述，他因精神問題而行兇的可能性不小。這個控槍政策一直受到共和黨人的抵制，此案正好為此製造議題。

　　但特朗普也可以把犯罪問題導向對己有利的方向：比如將事件與政府安全監管部門辦事不力聯繫在一起，進而指摘民主黨政府對打擊犯罪，特別是非法移民和少數族裔犯罪態度軟弱，「沒有站在警察的一方」，令仇視美國社會的人，包括恐怖組織或個人更有可能傷害無辜人民。

　　總之，由於奧蘭多事件的複雜性，兩黨和候選人都把它作為攻擊對手的利器，誰能佔到上風難以確定。唯一能確定的是，奧蘭多槍擊案肯定不會是這類案件的最後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