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五日，匯賢智庫舉辦「中央與特區關係發展研討會」，幾位在香港具影響人士在發言中均認為，目前為中央與香港關係困難甚至最困難的階段。

　　匯賢智庫討論這一問題是適時的。眾所周知，「一國兩制」核心問題就是，在「一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香港特別行政區所實行的特殊制度，與國家主體（除香港、澳門和台灣以外，通常被稱為「內地」）所實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關係。

　　這一關係包含三個層面：代表國家的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內地各省市自治區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關係，內地居民與香港居民的關係。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又分為中央與特區政府的關係、中央與香港社會各界的關係和中央與香港居民的關係。同時，兩地居民又分別跟對方的政府機構和民間機構形成關係。

　　因此，討論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應當全面分析中央與特區政府的關係、中央與香港社會各界的關係、中央與香港居民的關係，同時顧及內地各省市自治區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關係，以及內地居民與香港居民的關係。

　　「一國兩制」與時俱進

　　在六月五日匯賢智庫的研討會上，有兩位講者都回顧了「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歷史。的確，在二○○三年七一遊行前，無論中央與特區政府的關係、中央與香港社會各界的關係、中央與香港居民的關係，還是內地各省市自治區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關係，均處於「井水不犯河水」的狀態。同時，內地居民進入香港也受嚴格控制。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的解釋，旨在控制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享有居港權對香港的影響。

　　今天，不少香港人，包括一些身居重要崗位者，都留戀那一段時光，以為那是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蜜月」。然而，亞洲金融危機和新世紀全球化作為「外因」，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作為「內因」，二者相結合導致「一國兩制」與時俱進。

　　一方面是年輕的特區政府對付亞洲金融危機所引發的香港經濟空前衰退，另一方面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激化「拒中抗共」勢力對國家主體政治制度的敵意，二者相結合形成二○○三年七一遊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夭折，特區政府陷入管治危機。

　　面對香港政治形勢逆轉、經濟困頓難解，中央不得不履行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所賦予的憲制權責，既通過及時簽署香港與內地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來支持香港經濟復甦，又幫助特別政府克服管治危機。

　　在二○○三年七一遊行前，中央對特區政府和特區的領導，是通過中央對行政長官的領導來體現的，而且，放手讓行政長官管治和施政。二○○三年七一遊行後，中央不僅加強對行政長官的領導和指導，而且，中央有關部門與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建立工作關係，中央有關部門和中央派駐香港機構加強與香港社會各界和廣大居民的聯繫。

　　即使如此，中央仍然希望盡量發揮「港人治港」的作用。二○○五年三月特區第二任行政長官中途更替及嗣後一系列措施，便是貫徹那樣的宗旨。

　　但是，第二位行政長官忽視香港本地產業結構完善升級，而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內在動力不斷積累，使香港融入國家主體經濟的趨勢不可逆轉也不可抗拒。於是，隨?兩地居民交往愈益頻密，尤其內地居民以自由行方式前來香港的人次急速增加，香港與內地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轉化為言行的對抗。

　　推動兩地經濟融合

　　至今，香港仍有不少人以為是中央在不斷地收緊對特區的控制，他們或者有意或者不自覺地忘記了發生不久的歷史。只要全面回顧二○○三年七一遊行以來短短十多年的歷史，不難明白，是「拒中抗共」勢力不斷地加強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挑釁，迫使中央採取應對的措施以確保特區直轄中央、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試問，沒有二○一二年九月反對派發動「準顏色革命」使國民教育胎死腹中、二○一三年反對派開始組織實施「佔領中環」運動，怎麼會有二○一四年六月十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關於「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的白皮書，及二○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二○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是「拒中抗共」勢力及其後台老闆高估了自己的力，低估了中央的意志和決心，導致香港政治走到今天的境地。

　　目前，不僅中央與特區關係處於困難階段，而且內地居民與香港居民關係也處於困難階段。改善中央與特區關係和改善兩地居民關係是相關聯的。關鍵是盡快遏止「港獨」，同時，推動兩地居民往來和經濟融合。香港不可能在政治上「自決」或「獨立」，也不可能在經濟上自力更生。一個城市所需的自然資源條件，已然形成的對國家主體經濟的高度依賴，全球重心東移，這一切注定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必將走出當前低谷。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