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個知名的國際大都市，也是亞洲區內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交通運輸中樞，香港約一成人口是非華裔居民，當中不乏非中國籍者，這一切，理應為這座城市的大多數成年居民提供一種「世局觀」──對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正在展開空前全面深刻調整應有的重視和認識。然而，太多的事實證明，至今，香港社會尚未形成世局觀。最新的例證，是去年底起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公然宣布中國和俄羅斯是其主要對手，國際媒體紛紛發表評論，香港傳媒卻未有反應，更遑論關於香港與全球格局調整關係的分析。

　　一部分港人嚴重與世局脫節

　　2月16日至18日，第54屆慕尼黑安全會議在德國慕尼黑舉行。去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是以「後真相、後西方、後秩序？」為主題，主辦方在會前發布的《慕尼黑安全報告2017》開門見山就問：「世界是不是正在步入後秩序時代？」今年會議的主題是「對話代替衝突」，主辦方發布《慕尼黑安全報告2018》的標題為：「是走向邊緣抑或後退？」筆者無意在這裏渲染緊張氣氛，但是香港社會確實要居安思危。

　　只要稍微環視香港社會就能發現，一部分人仍然囿於與世局脫節的觀念。例如，有些人堅持認為，香港的學校鼓勵教授普通話是出於「功利觀點」，為維護「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必須保持中文即粵語的傳統。於是，某所大學若干學生不滿校方關於普通話畢業要求的不當言行，成了維護「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正義之舉」。持這類觀點者忘了一個基本事實─香港是一座國際大城市但也是一座從來不能自力更生的城市。香港形成以粵語排斥普通話為特徵的「身份認同」，是屬於香港和祖國被人為分隔、完全依靠西方的年代，那樣的年代，造成在香港英語優於中文，而中文等同粵語的特殊情形。但是，那樣的年代已一去不復返，反映那一年代的意識形態卻是因為慣性而尚存留於香港社會。

　　然而，意識形態的頑固性和慣性是不能低估的，如果僅僅就事論事地討論和爭論，難以揚清激濁。譬如，關於國民教育是否必須、推廣普通話是否必須、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是否必須等等，如果不從香港必須（甚至不得不）適應全球格局調整的高度來「高屋建瓴」地闡明道理，容易形成摔跤式的辯論。

　　有一種觀點：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視中俄為主要對手，是總統特朗普的率性之舉。這是一種皮相的見解。其實，早在21世紀初，美國就有把其全球戰略重心東移的跡象，2001年「九一一事件」迫使美國把反恐提升為其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最大關切。

　　2010年上半年，美國尚未從「百年一遇」金融危機的重創中復甦，但已看清全球重心由過去500年在西方開始東移，於是提出「重返亞洲」，宣布其海外軍事力量配置重點，將由歐洲移向亞洲。

　　特朗普上任前後，曾表明欲改善美俄關係。把中俄同視為美國的主要對手，這是美國大多數精英力圖維護美國霸權的共識。即使換一個人主政白宮，美國全球戰略都會在去年底今年初做公開調整，這是歷史的必然。

　　只有樹立了「世局觀」，才能理解中共十九大提出的從現在到2020年、從2020年到2035年、再從2035年到2050年的戰略規劃。中國的發展是順應人類發展大勢，既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也必定造福全人類。

　　紐約、倫敦等等國際大都市各有其自己的國家做依靠。香港可以依靠也必然是自己的祖國，但是，在依靠自己的國家上，香港所遇到的困難遠非紐約、倫敦所能相比。即使高鐵成功實施「一地兩檢」，仍然是需要耗費時間和成本，交通遠不如紐約、倫敦往來國內其他城市般方便。儘管香港依靠國家的困難是歷史形成的，不能指望短時間克服，但至少不要人為地加重。

　　更嚴重的，是紐約、倫敦不存在是否需要或能否「自力更生」的問題，而鼓吹「自決」和「港獨」者卻炮製香港不僅需要而且能夠「自力更生」的虛象。

　　在立法會補選的論壇上，反對派候選人聲稱反對「港獨」卻處處為「自決」辯護，稱之為維護香港高度自治。這種觀點不經一駁。「自決」的途徑是與特區憲制地位相牴觸的「公投」，而「公投自決」的選項就有「港獨」。

　　維護國家安全是應有之義

　　一部分香港居民反對「港獨」也不贊同「自決」，卻對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權有微詞或者有疑慮。這樣的顧慮或者不滿是脫離事實的。第一，中央捍衛「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每項舉措，均針對反對派挑戰和破壞「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行動，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第二，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因應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調整，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應有之義。

　　 資深評論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