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昨日在報章訪問時拋出一個所謂的「大和解」方案，建議特首運用權力，特赦非法「佔中」中所有參與者，同時赦免「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經緯。但報道一出街，便遭到社會公眾的一致反對，胡志偉要道歉，另一名支持建議的公民黨楊岳橋亦稱收回意見。事件真的是胡志偉「個人意見」？事實上，反對派內部不可能沒有討論過，就算給胡志偉一百個膽，他也不敢自把自為。事件的本質是反對派要以「特赦」的方式去廢掉下屆政府的刑事檢控權力，也為「泛民」重啟政改作出事前的鋪墊。但千算萬算，沒想到這種建議暴露出「以法治作籌碼作政治交易」的批評，「泛民」只好收回。

　　提出「特赦論」是有其政治背景的，絕非偶然。眾所周知，特首選舉以反對派失敗告終，不僅所支持的曾俊華無法突圍，還要搭上本陣營內部嚴重分裂的代價。更重要的一點在於，社會整體氣氛已經發生了改變，公眾極度厭倦了激烈的政治對抗，希望未來能有一個理性的議政空間。因此，在面對林鄭月娥未來開啟的管治時代，反對派如果不作出一些必要的策略調整，不僅無法鞏固或提升自身的政治實力，會在兩年後的兩場議會選舉中繼續沉淪，更會錯失主動啟動政改的機會。上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訪問東江水區域，數名反對派議員成行，其間沒有出格的行動，已經反映了這一趨勢。

　　尋求政治主動

　　在這一大背景之下，一些「泛民」大佬認為，有必要反客為主提出更主動的政治建議。而基於「佔中」是所有社會衝突與矛盾的癥結，而一直以來都有赦免「佔中」者及「七警」的社會聲音，於是便認為可以藉提出「同時特赦」的建議，以啟動主動的政治策略。更進一步，特赦論可以達到三個目的：

　　第一，限制特區政府的刑事檢控。如果政府接受特赦建議，那麼短期內或許可以達到一個政治利益，即社會內部張力減少，可以出現表面上的和諧，似乎對特區政府的管治有利。然而，這種表面上的張力減少，實際上並沒有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會埋下更大的政治隱患。非法「佔中」有約一千人受到檢控，需承受法律後果的只有一百多人，當赦免出現後，等同於向社會發出一個強烈的信息，即違法也可以不必承擔政治後果，更重要的是，未來特區政府在採取刑事檢控時，必定會有更多的不必要的政治限制與阻撓，當出現又一場的大規模「公民抗命」式政治行動時，特區政府執法機構、檢控部門將再難發揮必要的法律威懾作用。試想，若「佔中」再次出現，而上一次「佔中」中又無需負上刑責，必將會大幅推高年輕人的參與程度，後果將是癱瘓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

　　第二，為重啟政改製造必要的藉口。反對派一直聲言必須在下屆政府期間重啟政改，重啟政改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口號，更關乎反對派能否鞏固自身政治生命的關鍵。如果政府不再提，那麼，未來兩場地區議會選舉，反對派也很難有「彈藥」，而「泛民」也無法凝聚到必要的政治能量。而反對派同樣意識到，他們是無法強迫特首或特區政府主動重啟政改，因此需要一個看似更合適的「互動平台」去達到目的。而提出「特赦論」，可以有利未來特首前期的管治，亦能達到或有利在社會上形成重啟政改的政治共識。因此，醉翁之意不在酒，反對派真正的意圖是在政改。

　　重啟政改的鋪墊

　　第三，重新整合反對派各派勢力。特首選舉將「泛民」的分裂進一步放大，而放眼如今的反對派陣營，已經沒有任何人有足夠的政治號召力與能量去達到「整合」反對派的目的。如果說「佔中」這樣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統一泛民思想」的作用，那麼，以特赦去解救因「佔中」而受到法律制裁的年輕人，也可能達到相對一致的內部共識，有利於反對派的團結。更何況，特赦七警與朱經緯也不過才八人，而「佔中」涉及的多達數百人，對「泛民」來說是一件十分有利的結果。

　　當然，不排除民主黨真的有心要促進社會和解，畢竟，民主黨不同於其他激進政黨，向來主張有條件的對話，這是該黨的政治生命所必須的政治空間。而提出和解，事實上也反映了社會一大部分市民的心聲。然而，民主黨並非真正的話事人，並不具備統領「泛民」的力量，其背後的政治人物意圖利用該黨主席去「放風」以達到目的，但沒有料到的是，拙劣的手法引來一致的批評。

　　事件中民主黨並非最大的輸家，公民黨以「大狀黨」自居，竟然同意「以法治作政治交易的籌碼」，功利面目表露無遺。當中該黨的楊岳橋最為可笑。今年二月底，他還在一篇名為《法治公義與奶茶咖啡》的文章中這麼說：「這就是行之有效、我們服膺已久的法治制度。無論你曾對社會有多大貢獻，犯了法，就得面對公平的審判，在法庭以事實和理據去說服法官或陪審團；若然對判刑不服，還可以上訴，這其實是個極簡單的概念，文明的香港人應該很容易明白。」然而，現實世界裏，他仍然願意以法治去換取政治利益，這種表現，與公民黨向來的雙重標準，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