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938年8月13日，《大公報》香港版創刊。圖為1939年春節，胡政之（二排左四）、張季鸞（二排左五）與香港報社同人合影。

　　8月13日是「八．一三淞滬會戰」的紀念日，同時是《大公報》香港版創刊紀念日。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軍向駐守在閘北寶山路及八字橋的中國保安部隊發起了進攻，「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一年後的1938年8月13日，《大公報》香港版創刊，編號繼滬版。這張始於津門的報紙，由於抗戰義不受辱，絕不投降，不斷南下，幾經播遷，落腳於香港，自此與香港結下不解之緣。

　　香港《大公報》記錄了香港的發展與變遷。香港《大公報》秉持「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的宗旨，立言為公，文章報國，始終為國家的發展進步和香港的繁榮穩定鼓與呼。\大公報記者 孫志

　　抗戰全面爆發，天津、上海相繼陷落，《大公報》天津版、上海版分別於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大公報》上海版在社評《不投降論》表達了大公報人對國家的誠摯情感：「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唯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胡政之親自領導 在港創設基業

　　此後，張季鸞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繼創辦漢口版和重慶版，胡政之率金誠夫、徐鑄成等先後創辦《大公報》香港版和桂林版。抗戰期間，《大公報》輾轉遷徙，財產損失嚴重，但由於經營管理得法，報館仍獲長足發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時發行，在規模和輿論影響力上，國內報紙難望其項背。

　　誓言不在日寇佔領下出報的報館一個接一個被委棄。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大公報》共赴國難，曾歷經六次播遷。胡政之審時度勢，做出在香港開創一方天地的決定。因為，無論是從國家民族利益着想，還是從報館自身發展來講，他都必須另闢蹊徑，創建新的基業。

　　據《〈大公報〉百年史》記述，1937年底上海淪陷後，交通阻隔，《大公報》有一批從國外訂購的卷筒白紙積壓在廣州、香港。於是，胡政之派張蓬舟南下香港，一方面負責卷筒紙的轉運，一方面順便了解香港中文報紙的發行情況。張蓬舟到港後，很快完成了胡政之交辦的任務。不久，胡政之、張季鸞相繼飛港進行實地考察，並對在港辦報的可能性予以了論證：香港地處南疆，環境生疏，適應困難，營業上沒有把握，虧損在所難免；但它屬英國統治，只要英、日不宣戰，香港暫時會是一塊淨土。斟酌再三，胡政之、張季鸞最終還是決定在香港創建《大公報》新的基業。決策之後，張蓬舟留港着手港館的籌備工作。

　　上海抗戰一周年 港版面世

　　根據胡政之的要求，張蓬舟首先辦理了立案手續，然後租定了館所。但由於受到英國法律的牽絆，籌備工作進展仍較遲緩。1938年3月，胡政之率領楊曆樵、李純青等人趕赴香港，親自領導港館的建設。

　　1938年8月13日，即上海抗戰一周年紀念日，《大公報》香港版終於與港粵人士見面了，編號繼滬版。當日出版八個版，港館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中33號三樓。人員設置為：胡政之主事，許萱伯任經理兼編輯主任，楊曆樵任翻譯主任，李純青任日文翻譯兼寫社評，蕭乾任副刊主編。

　　在當日社評《本報發行香港版的聲明》中指出，「我們是天津報。十幾年來，南華同胞，本來給過我們不少的援助。民二五，北方外患日急，我們移總公司於上海，發行上海版。去年盧溝橋之變後，平津淪陷，我們義不受辱，天津報自動停刊……上海報則撐持至滬市淪陷以後，終因拒絕非法檢查而停刊。這是去年十二月十四日之事。在這一年的民族神聖自衛戰之中，我們在津在滬的事業，都玉碎以殉國。」社評續指出發刊香港版的原因，「自今天起，我們兼發行香港版。此事籌備，已歷數月，今天纔得與粵港同胞相見。我們此舉，純因廣東地位，異常重要，中國民族解放的艱難大業，今後需要華南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們更參加到粵港同業的隊伍裏面來，想特別對於港粵及兩廣各地的同胞，與南洋僑胞，服務效勞，做一點言論工作……倘承各界同胞鼓勵着，教導着，使本報在南華全體同胞為國奮鬥的偉大過程中，能盡一點力，能留一點印象，我們就不勝光榮之至了。」

　　另一篇題為《八．一三一周年》的社評呼籲：「大家今後，要更團結，更犧牲，更勤奮工作。一年來我們百萬戰士以流血得來的新中國的基礎與榮譽，要靠全體同胞，以血，以汗，以團結精神，以組織力量，繼續保持，以求最後勝利！而我們必須這樣，纔對得起殉國英靈，也纔不算虛度今天八一三的偉大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