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蔡英文通了電話，他還在推特上稱呼蔡為「台灣▉總統▉」（the president of Taiwan）。這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美國首個當選總統和台灣最高領導人的直接通話，有很強的象徵意義。

　　中美關係的基礎是雙方經過反覆協商而寫成的三個聯合公報（1972上海公報、1979中美建交公報和1982年八一七公報）。上海公報中，美國認識到（acknowledge）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建交公報中，美國承認（recognize）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acknowledge）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麼自卡特總統起，歷屆美國政府，即便和中國處於關係低潮期，也不會和台灣進行官方接觸。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美國如果不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中美就無法維持正常的關係。這是絕大部分中美外交界人士的共識。

　　競選中的「鬥爭思維」

　　特朗普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與蔡英文通電話？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特朗普外交上「出格」之舉並不只限於台灣事件，而是四處點火。除了和蔡英文通電話，他還破天荒地和哈薩克斯坦總統那扎爾巴耶夫通電。又接受巴基斯坦總統的邀請，答應歷史性訪問巴基斯坦。他還有意怠慢英國首相文翠珊。

　　特朗普之所以在外交事務上一再「挑戰傳統」，不乏和傳媒及政敵「較勁」的因素。這是他的性情使然。大選結果太出人意料，無論傳媒和他自己一直都沒走出「競選模式」。主流傳媒繼續從各種角度批評和質疑他，而他的頭腦中也還延續着競選中的「鬥爭思維」。

　　比如綠黨發動重點選票事件，本來根本無傷大雅，特朗普卻又玩起了「推特政治」。又比如，特朗普在普選票上落後的差距已經達到250萬票，但他堅稱自己取得「壓倒性的大勝」（landslide victory）。這種純粹的意氣話，連盟友金里奇也看不下去。

　　對特朗普這樣一個在「脾性上不適合做總統」的人，並不能以通常的理性思維方式分析。主流傳媒和政敵批評他最多的就是在外交領域，出於逆反心理，他展示各種「另類」行為，其實就是要證明自己特立獨行的一套與競選一樣也會行得通。

　　其次，特朗普現在還是「當選總統」的身份，這令他覺得自己有一定的不受約束的「玩火」空間。在法律上，他目前還是「平民」。因此在這個階段，他可以振振有詞地說自己和蔡英文通電話，並不是官方接觸。

　　在白宮宣布美國維持一個中國政策，以及絕大部分傳媒都抨擊他的這種做法後，他先是發推特澄清是蔡英文打電話給他，又發推特說台灣買了這麼多美國武器，難道自己還不能接一個恭喜電話？接着副手彭斯「澄清」：那只是「禮貌性」的電話而已。這種先大嘴再降溫的做法，是特朗普在大選中的特色，現在進一步移植到外交事務上了。

　　「電話外交」反映特朗普在外交層面展示「另類」風格，為其日後的外交事務奠定「不守常規」的基調。因而這種做法，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對塑造其本人的外交形象的意義，大於其真實外交路線的意義。

　　外交團隊缺少知華派

　　第三，特朗普現在的外交團隊充滿「親台」的人，而缺少知華派。愛達荷州眾議員葉望輝（Stephen Yates）在這次通話中起到重要作用。這位曾在台灣生活過的議員，和台灣「獨派」來往甚密。在小布什時代，他曾經擔任副總統切尼的外交幕僚。後來競選眾議員時，台灣在美僑民組織也曾經幫他助選。他是在初選早期就支持特朗普的極少數政界人物，也有外交經驗，因而在7月的共和黨大會中，被特朗普陣營委派撰寫共和黨行動綱領。這就是為何行動綱領顯示對中國極為強硬態度的主要原因。特朗普當選後，葉望輝看到機會推動親台議題，聯繫台灣方面，又在特朗普方面打通關係，這才有蔡英文打電話給特朗普一事。

　　除此之外，特朗普團隊和盟友中對華強硬派的人不少。比如他在國會中最主要的盟友——阿肯色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最近就「接見」了「港獨」分子黃之鋒。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特朗普的判斷。但隨着更多有國安經驗的人加入，特別是知華派的加入（比如現在傳前任駐華大使洪培博也被考慮為國務卿候選人），特朗普的對華策略勢必會有變化。

　　特朗普與蔡英文通電話，為中美關係投下陰影。基於特朗普在競選中的對華強硬語言，對其執政初期的對華政策不能樂觀，但這並不意味着特朗普會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電話事件更應視為一個「錨點」，而不必認定特朗普上任後會推行更激進的對台政策。中美之間對抗與合作並存的關係，取決走向的還是雙方的實力和博弈。中國需對特朗普的另類風格做好應對調整，也需盡快與其陣營建立多種溝通渠道。 　　旅美學者